國際交易中成功地使用歐元來替代美元的地位，反而標誌著更深刻的失敗。這個失敗在於全麵低估了歐盟貨幣政策對德國經濟造成抑製物價，甚至是通貨緊縮的壓力。這個政策的目標是企圖讓12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取得價格穩定。1999年到2001年間，單一經濟和貨幣聯盟對德國來說意味著更高的利率，但通過彙率貶值得到了補償。在2002年和2003年中，歐盟利率下降的幅度不夠大，行動過晚。而且由於歐元的升值產生了真正的貨幣緊縮，通貨緊縮的一些症狀已經在德國顯現出來。雖然官方的消費者價格通貨膨脹率仍為正數，但主要生產商的產品價格指數在2002年有所下跌，而且農產品價格自2001年年中就開始下跌了。在西方的主要經濟體中，過去的十年時間裏，隻有德國的房地產價格經曆了下跌，實際跌幅達到了13%。
問題還在於，德國的財政政策受到歐洲規則的限製而變得更加糟糕。這個名稱不當的《穩定與經濟成長協定》規定，如果柏林的政府預算在3年（2001年—2004年）裏出現超過3%GDP的赤字，那麼德國就會被歐盟罰款。這些赤字很大程度上僅僅反映了經濟不景氣或是接近於經濟不景氣時自動啟動的穩定措施。這種處罰措施本意在於製約意大利這類在傳統的財政政策上缺乏自律的國家。但是處罰會使財政赤字加大，這是貨幣聯盟在意料之外所產生的最不可思議的結果之一。難怪，《穩定與經濟成長協定》在2003年11月便被叫停了。
要想知道歐洲央行在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我們應當考慮一下，如果德國中央銀行繼續存在的話，德國的利率在今日將處於什麼樣的水平。倘若考查一下德國中央銀行的曆史，我們便能發現，它至少有5次為了應對經濟不景氣（1967年、1975年、1982年—1983年、1987年、1994年—1996年），大幅下調利率的成功實例。也就是說，德國的利率會更低的假定看起來是合情合理的。歐洲央行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希臘和愛爾蘭的目標都是抑製通貨膨脹。如果不是這樣，德國在2003年—2004年的基本利率將很有可能更接近美國的利率水平——也就是，更接近於1%而不是2%。
在這種情況之下，英國政府說了一大堆的托辭後還是巧妙回避了在近期加入歐元區的可能，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雖然在2003年6月，英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認為成為歐元會員能夠刺激英國的經濟增長，但也僅僅是不大的增長幅度——最好的情況是0.25%的GDP增長；最糟糕的情況是0.02%的GDP增長水平。即便對這些有限的估計（假定轉換成歐元將會刺激英吉利海峽兩岸的貿易，而且這反過來也會提高生產率），我們也應當帶著懷疑的眼光重新審視。因為歐元區自成立以來，經濟表現並不優秀。剛剛加入歐盟的10個國家也應當對將自身的貨幣轉換成歐元三思。因為這樣的貨幣體製會吸引更多的不穩定的投機資本，如果為了入圍歐元區的資格，他們被迫將在第二代彙率機製中等待痛苦的兩年時間，那麼他們失去的就會大於他們所得到的。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的政府赤字在2002年都超過了4%——實際上，匈牙利的赤字已接近10%。同時，這些國家又是幸運的，《穩定和經濟增長協定》已被暫時擱置了起來。
如果歐盟成員國擴大的結果意味著東歐低生產力的經濟同時獲得了西歐的福利製度和西歐的貨幣，那麼其宏觀經濟效果，可以想象，就好比是在用慢鏡頭回放導致數百萬民主德國人失業的德國統一的經曆。捷克共和國、波蘭、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大約是法國水平的1/3。直言不諱地說，這意味著那些國家的工資必須被設定在法國工資水平的1/3，否則他們國家的工人將不足以與西歐的工人競爭。不幸的是，歐盟的勞工法的設計正是為了防止那種西歐人稱之為“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的現象，這是一個帶有誣蔑性的詞語，特指來自低工資水平經濟的競爭。東歐人現在能夠通過甚至比美國人工作更長的時間來彌補他們的低生產率。捷克的工人平均一年工作超過2000小時，而西歐人的工作時間卻在減少之中。捷克工人這個工作時間的數字自從東歐劇變之後還在穩步上升。加入歐盟有可能扭轉這個趨勢，它通過給予合法的權利來幫助捷克人減少工作時間或者甚至根本不工作。這些合法權利包括縮短工作周數，更長的假期，更強大的工會，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當然，還有當他們的雇主因為所有這些原因破產時他們所能獲得的慷慨的失業金補償。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將會使這些國家失去在經濟政策上的唯一的靈活性，即采用貨幣貶值政策來刺激經濟的手段。
營救民族國家的行動仍在繼續那麼，歐洲向聯邦憲法邁進的步伐是什麼呢？
在這裏，我們永遠有必要將言辭與現實區分開來。一些法國和德國的政治家們多年來一直在使用歐洲聯邦主義的提法，然而現實總是遠遠落在後麵。原因很簡單——一旦談到采取行動，而不僅僅是停留在話語上時——同樣是這些政治家們，卻都始終如一地在捍衛著他們自己國家的各種利益。艾倫·米爾沃德的名言，即歐洲一體化的初期階段是拯救民族國家，而不是為了建設一個聯邦。這個觀點今天仍然適用。即便吉斯卡爾·德斯坦的歐洲憲法最終被采用了，也沒有什麼理由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結束。實際上，當我們仔細閱讀憲法後，便會發覺這套規則的真正意義在於防止歐盟向東擴大後，西歐最大的4個民族國家的命運會遭遇小國占主導地位的滅頂之災。
舉例說來，有人會嘲諷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外交部長的職位，說對於某些法國老年政治家們而言，這兩個都絕對是肥缺——就像歐盟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一職一樣。德斯坦想要將歐洲委員會的人數固定在15人，換言之，就是拋棄了給每個成員國留一個委員席位的規定。如他所言，如果不那樣做的話，在一個擴大了的歐盟中，來自7個最小國家（不到2%的歐盟GDP）的委員人數將超過來自6個最大國家的人數，盡管事實上後者的經濟產出已超過歐盟80%的份額。德斯坦還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歐洲議會中根據國家人口大小設定代表席位的比例。2003年4月的時候，他這樣說：“必須得將人口因素考慮進去，因為我們的機構是在一個民主的機製中運行。”也許最重要的是，對於部長理事會采取有效多數投票體製的變化，那將意味著歐盟立法隻要獲得一半成員國的支持，就可以被通過。倘若他們代表著至少60%的歐盟人口，對4個大國來說，這是一個比2000年12月在尼斯達成的體製安排要好得多的待遇。
德斯坦是對的。歐盟體製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過度代表了一些較小國家的立場。多年來，這種過度代表小國立場而不能充分代表大國的方式，也有其財政方麵的因素。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幾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歐盟會將資源從較大的、較富裕的國家中轉移到較貧窮的小國家中去。20世紀50年代，低效的比利時煤炭行業從歐洲煤鋼聯營的其他成員國接受了好幾千萬美元，資金主要來自德國。《羅馬條約》簽訂以後，法國前殖民地（法國人將那些地方巧妙帶入了共同市場）從其他5個簽字國收到了3.8億美元，又是主要來自德國。到1969年占歐洲經濟共同體預算70%的共同農業政策也成功地迫使德國消費者為更為昂貴的法國和荷蘭產品付賬。根據德國預算數據顯示，德國無償過戶給其他成員國金額的總數，在數年前就超過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國名義要求德國支付的那筆著名的1320億馬克的賠款額。
然而很難想象這個體製可以繼續存在很長時間。歐盟擴大的唯一功勞就是帶來了好幾個明顯比先前新成員國貧窮的國家。以前的歐盟擴大中，最富裕的國家——盧森堡總是居首，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是最窮的新成員國（1974年的愛爾蘭、1981年的希臘、1986年的葡萄牙以及1995年的芬蘭）的2倍或2.5倍。但是東歐前共產主義經濟體的加盟就完全是一個更大的挑戰了。普通的盧森堡人比立陶宛人的經濟狀況要好上大約5倍。歐盟在哥本哈根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在2004年—2006年這三年裏給這10個新的國家“與擴大相關的最大承諾”將不會超過408億歐元的水平。但是究竟誰來出這筆費用呢？德國經濟發展如此緩慢之際，要德國政治家們繼續貢獻最大一部分的歐盟預算，是很難說得過去的。顯然，自從1945年以來，德國的利他主義行為在歐洲一體化的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盡管如此，德國納稅人願意為歐洲其他國家支付這種“默認的賠款”也應有個限度。
近期歐洲民意調查中心所作的調查得到一個鮮有人關注的發現，那就是在認為歐盟總的說來是一件好事的人數與認為歐盟隻是對自己國家有利的人數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可能在這些差異與歐盟預算的操作之間存在一個關聯。在那些隻是接受巨額款項的國家中——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1995年到2001年間，它們都收到了超過2%國內生產總值的資金——認為歐盟有利於他們的國家的選民比例遠遠大於歐盟總體上是好的比例。反之，在一些大的捐助國中——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有更多的人認為歐盟總體上講是一件好事，而認為歐盟隻是對自己國家有利的人數則較少。如果沒有其他什麼的話，那就表明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成員國的部分選民中存在對歐洲利益和國家利益認識上的區分概念。
“歐洲性”的局限
而要表現“歐洲”日益“反美”的態度和“更為自覺的歐洲人”總是很誘人的，但這最多隻能算是一個簡單化的說法。首先，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清楚地顯示的，大多數歐洲人將美國人和小布什政府嚴格區分開來。74%的法國人在看待主要是由小布什引起的問題上時，才對美國持否定的態度，僅有21%的人認為那是“全體美國人”的事，而4%的人既責怪美國人，也責怪小布什政府。在德國和意大利，這個比例都十分相近。其次，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麵至少還是得到歐洲人支持的。在接受皮尤調查的人中，有3/4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受訪者同意，沒有薩達姆·侯賽因，伊拉克人民的日子會過得更好。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繼續支持美國所領導的反恐戰爭。更概括地說，在對待經濟和文化全球化問題上，沒有真正的跨大西洋的分別。還應當注意一點，即使存在反美情緒，也沒有降低年輕的歐洲人學習英語的熱情。除了英國和愛爾蘭之外，歐盟國家的中學裏有92%的學生在學習英語——幾乎是學習法語學生的3倍，是學習德語學生的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