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麵，很容易被那些熱衷於跨大西洋競爭理論——如果還不是對抗理論的人們所忽視。如果去查一下歐盟的劣勢，有一點很清楚，美國其實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歐盟絕非在醞釀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帝國。歐盟的內向性格表明，我們最好把它理解為一個“國”，而不是“帝國”，即一個將大部分精力致力於保持內部平衡，而不是在國境之外行使權力的實體。
人口的老齡化
歐洲正在衰老。今天德國人的平均年齡是40歲，到2050年，這個數字就將會上升到47歲；法國人的平均年齡將會由28歲上升到45歲；匈牙利人的平均年齡會從38歲上升到50歲。（當然，美國人口也在老化，但是其老化速度不像前幾個國家那麼快。50年之後，美國的平均年齡將從現在的35歲上升到40歲。）這裏給出的是一個冷峻的暗示。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據顯示，不斷增長的對老年人的贍養比率到2040年會減少0.75%的年經濟增長率——由於歐盟近來的低增長率，這個減少的量就很可觀了。這樣的計算結果可能還低估了老齡化的問題。根據世界各國經濟與財政體製中對生育不平衡（即人口換代的數量差異）問題的估計，歐盟大多數成員國如果要避免給下一代造成規模空前的、和平年代的稅收負擔，那麼他們現在就迫切需要增加稅收，或者削減政府的支出。在奧地利、芬蘭和荷蘭，政府支出將需要被削減達20%的水平才能保持生育平衡。在養老金問題上的扯皮占用了德、法兩國政治家們的大量時間，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為了避免歐洲國家的福利體係的崩潰，歐洲需要通過改革迫使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犧牲。
經濟表現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歐洲一體化一直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向選民作推廣。歐洲一體化的第一波浪潮和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經濟奇跡發生在同一時間，這一巧合看起來證實了這一點，雖然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實際上是非常弱的。然而，近來關於一體化提高了增長的主張已經變得越發不合情理。沒人能夠懷疑，“單一歐洲法案”（1986年）和“馬斯特裏赫特條約”（1992年）加強了西歐經濟的一體化。商品及服務貿易的非關稅壁壘被大大降低。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單一貨幣的創建使得15個歐盟成員國的12個國家進行跨國物價比較變得容易得多了。然而，自從這些措施生效以來，歐洲的經濟表現僅可算是差強人意。1950年到1973年間，西歐（廣義上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是4.1%。1973年到1998年間，這個數字跌到了1.8%。在這一階段，在歐洲經濟體的“第一波”成員，1973年之後加入的新成員以及非成員之間所經曆的增長之間沒有明顯區別。尤為令人震驚的是，1999年以後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國家出現的劣績。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00年到2003年間，所有歐元區的經濟體中“產出差距”拉大了，現在處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到–3.5%之間的水平上。
相比較而言，美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裏，歐盟經濟的年增長率除了有一年之外（2001年），每年都低於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從1995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大致為3.6%。歐盟的這個數字僅為2.1%。1970年到1983年，歐洲的失業率持續低於美國，而現在則高得多。20世紀90年代的最後5年，歐盟的失業率超過了10%，而美國失業率則下降到低於5%。即便在2001年—2003年，歐洲的失業率仍然比國的失業率高出3%。2002年，15個歐盟國家中有7個國家的失業率超過了7%。德國的不佳表現則最令人震驚，它過去曾是歐洲經濟的驕傲，也是歐洲經濟的發動機。自從1996年以來，用《經濟學人》雜誌的話來說，德國經濟成了“歐洲的病夫”，平均增長率僅為1.1%，是歐元區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這個趨勢沒有緩和的跡象。2003年年中，德國的失業人口站穩450萬大關（全部勞動力的10.6%）；2003年的第一和第二個季度，其經濟均縮減了0.2%。
最後，戰後大部分時間裏，歐洲生產率的增長可能比美國更為迅速，但在1995年—2002年，局麵發生了改變。根據美國經濟會議理事會的數據顯示，美國在這期間，國民生產總值每小時的生產率增長為略低於2%的年平均率，而歐盟的這個數字則接近1.2%。隻有一個歐盟國家——愛爾蘭——取得了高於美國的生產率增長。
歐洲人“喜愛悠閑的生活”
雖然歐盟采取了多項旨在加強經濟一體化的措施，但歐洲的糟糕經濟表現提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廣泛流傳的解釋是，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彈性不夠，不僅僅因為明顯存在的語言障礙，還因為多年來，為適應工會需求而引進的各種規則。
這個計算沒有抓住歐盟與美國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這個不同之處就是美國人工作的時間與西歐人工作的時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據近期的經合發展組織的研究表明，在職美國人的工作時間是每年略低於2000小時（1976年）。而德國人平均工作時間僅為1535小時——足足少了22%。荷蘭和挪威人的工作時間則更短。即便是英國人，比他們在大西洋對岸的遠親們也少工作大約10%。特別之處在於，過去的20年時間裏，有多少這樣的不同。1979到1999年間，美國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時間加長了50小時，或者說比之前幾乎增加了3%。但是，德國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時間卻縮短了12%，荷蘭人平均縮短了14%。美國人一年當中得到10天的休假還隻是最近的事情，而歐洲人已經有30天休假了。
事實上，這些數字低估了歐洲人“喜愛悠閑生活”的程度，因為它們沒有考慮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實際上有更多比率的人在工作著。1973年到1998年間，在職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比從41%上升到49%。但在德國和法國，同一個百分比分別下跌至44%和39%。美國人處在就業年齡層的總就業率為73%，歐盟僅為64%。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失業率也明顯高於美國——比利時和西班牙的失業率超過了10%，超出美國失業率的2倍多。當然，還有罷工的問題。1992年到2001年間，西班牙因采取行業罷工行動導致了平均每1000名員工的經濟損失達271天。丹麥、意大利、芬蘭、愛爾蘭和法國的這個數字在80天到120天之間不等，而美國的這個數字則低於50天。
這就是美國經濟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裏衝到歐洲競爭對手的前頭的主要原因。這不是效率的問題。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美國人工作得更多。另一個事實是，歐洲人的休假更長，而且退休更早。實際上，歐洲的工人失業或罷工的人數多於美國。歐洲的政治領導人認識到這個問題已為時過晚。2003年6月，一位德國政治家冒著斷送職業生涯的危險，大膽建議，如果德國人可以少休一些假的話，他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得更快。不久之後，這樣的觀點在法國也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了。但是長達一個世紀以來的歐洲社會民主製度已經造就了那些極難打破的習慣性思維。德國社會民主黨幾乎從一開始，即19世紀晚期，就是為了爭取更短的工作時間，在近期則是為了爭取更短的工作生涯而參加競選的。而在法國，保證每周最多工作35小時是最近取得的偉大成果之一。這個傳統很難摒棄。被提議的歐洲憲法有一個顯著特征，它旨在鼓勵讓歐洲人在工作熱情上遠不如美國人，並把它們作為“基本權利”供奉起來。新憲法第II–27條要求工人有權就如何經營雇用他們的公司，向公司管理層發表意見和看法。這一條款讓英國企業領導人大為擔憂。第II–31條也同樣重要：“每名員工都有權對工作時數，對每天、每周休息時間以及每年的帶薪休假設定限製。”
共同農業政策
歐洲也許仍然有對外貿易順差，但是部分原因是由於歐盟內部的需求增長相對緩慢而導致的。另一個相關因素是歐盟持續的貿易保護主義，其中以農業部門的貿易保護主義最為明顯。至2003年6月，歐盟已達成了為時過晚的改革共同農業政策的協定。對這個政策的支出幾乎占了目前歐盟預算的一半。與產量相掛鉤的農民補貼金製度將部分被廢除。雖然不是全部廢除，但歐盟按規定購買農場產品的價格也將有所下降。共同農業政策給予10個新成員國農民的支付款僅為舊成員國水平的1/4。但這些改革措施並沒有降低目前進口到歐洲的農產品的關稅。在坎昆會議夭折之前，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的提議中就包括在5年的時間裏，逐步停止農產品出口補貼以及把農產品產值的補貼金降低到5%，並且征收不超過25%的關稅。在坎昆會議之前，歐盟就暗示願意降低補貼。在2003年改革之前，這種補貼大約是農業產值的33%，而美國是21%左右。然而，若沒有全球貿易協議，這些補貼將繼續進行下去。這樣的事態簡直無法自圓其說——而且在政治上幾乎不能理解，因為歐盟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還不到總勞動力人口的4%。
美國並非在這些方麵都高尚得多，但當我們評判歐盟對發展中國家作出積極貢獻這一問題時，需要牢記歐洲補貼農業和征收高關稅成癮的事實。歐洲可能在援助政策方麵比美國更加慷慨中，但隻要共同農業政策依舊存在（即便在其改革後），歐盟所做的不過是一隻手給予，另一隻手索取罷了。更糟糕的是，它將增強發展中國家對外援的依賴，而不是基於自身農產品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歐盟打破現在已經在力量上被削弱的貿易保護主義遊說團體的束縛，成果將是巨大的——不僅僅是地中海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將大大受益，還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周邊地區。對西歐的消費者而言，也有其實際利益。隻有相對少數的、生產效率低的農民——尤其在法國——會變成輸家。有些人將表示抗議，認為從美學的角度看，法國的鄉村也受益於農業補貼金。這些人應當再三深思，如果問題的實質是維護高盧鄉村的美麗風景，那麼農民們完全可以成為榮耀的花匠，接受報酬來承擔維護法國鄉村美景的工作，而不應當拿津貼去種植那些可以從歐盟之外廉價獲得的農產品。
歐洲央行和德國的通貨緊縮
共同農業政策也是歐洲家庭的夥食費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這就等於兩次搜刮了他們的稅後收入：一次是對他們的毛收入進行征稅，另一次就是他們金額不斷膨脹的夥食賬單。但這並不是歐洲近期以來糟糕的經濟表現的主要原因。遠比這重要的是，自1999年1月建立單一貨幣體製以來，歐元區貨幣政策在管理上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