閨房佳人的核心在宋詞裏主要演化為兩類心態：傷春和登高。
在中國的文化結構中，春屬喜，秋屬悲。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陸機《文賦》)是普遍形態。這是從天人關係講，這裏“人”主要是處尊的男人。如果從男女關係講，則為“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毛詩傳》)。秋天的落葉在一年將盡的時候以一種剛勁的方式顯示了生命的隕落，春天的落花在一季將盡的時候以一種柔軟的方式呈現出生命的隕落。中國文化傷春意識從《詩經》開始不斷出現。因為夫婦、君臣、天人同構，傷春意識又不斷擴大。“兩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王昌齡)，這是宮怨；“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這是愛情之悲；“花近樓高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杜甫)，這是時難；“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欲落旋成塵”(李益)，這是悲亡；“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晏幾道)，這是悲盛；“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 (王安石)，這是人生苦短……然而隻有在宋詞裏，“春色如愁”(辛棄疾)、“春恨十常八九”(晁補之)才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春之愁，本在於暮春與落花，宋詞中的“春色如愁”卻幾乎用了一整套模式來把春變為愁。不管你是暮春，還是初春、仲春，它給你安排在黃昏、殘陽，或者加上細雨、淡煙、曉寒、輕霧，春是不得不愁。或者，給你來個春夢、春淚，加上詩，加上酒，看春從愁人眼中看去愁不愁。或者，空中飛來個雙燕或孤雁，使你睹物生情，再不就是讓你登樓、倚欄、憑欄、拍欄，讓你從宇宙人生之感去觸引悲情。總之，黃昏夕陽、細雨淡煙、雙燕孤雁、詩酒夢淚、登樓倚欄……成了宋詞傷春的基本因子。宋詞的傷春，最是傷得五彩繽紛。有春色本愁：“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秦觀)“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彀紋愁。”(範成大)有春因人而愁：“算春長不老，人愁春老。”(晁補之)有“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晏殊)的傷春；有“留春不往，費盡鶯兒語”(王安國)，“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張先)的惜春；有“淚眼問花花不語”(歐陽修)，“把酒問春春不語”(朱淑真)的問春癡情；有“怎知他、春歸何處?”(劉辰翁)，“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黃庭堅)的尋春癡怨；還有“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蘇軾)，“想佩環月夜歸來，化著此花幽獨”(薑夔)的奇豔聯想；更有那怨春、恨春的一片唏噓：“東風又作無情計，豔粉嬌紅吹滿地。”(晏幾道)“問春歸，不肯帶愁歸，腸千結。”(辛棄疾)傷春心態顯出了典型的女性化心態、詞人心態。
登高望遠，是中國一種獨特的審美趣味，從來是悲樂共存。登高容易使人驟然而生宇宙意識。在這種意識中，一方麵“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另方麵“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因此王羲之登蘭亭，始而“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藻之盛，遊目騁懷，信可樂也”，繼而“所至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蘭亭集序》)。然而，無論是純樂，純悲，或悲樂互出，總顯出一種男人的豪氣。登高豪情在唐人那裏表現得最明顯：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
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
登萬仞之崖，自然意遠。(張懷瓘)
然而一到宋詞，登高臨遠，卻是一片愁苦：
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張先)
煙波滿目憑欄久，一望關河蕭索，千裏清秋，忍凝眸。(柳永)
憑欄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秦觀)
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雁。(陳亮)
宋詞的憑高望遠，明顯地帶有佳人閨房外望的意味。就房室外望來說，中國文化也是男女有別。男人胸懷宇宙，深悉文化天地為廬的宇宙觀。人雖不出戶，但房有門窗。門窗不僅是為了人的進出和光線，更根本的是從門窗體會外界的生命、自然的運動、宇宙的節奏，要從門窗與天地自然相交流。士人的外望於是就有了重大的文化審美意義：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謝月兆)
棟裏歸白雲，窗外落暉紅。(陰鏗)
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王維)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杜甫)
山翠千重當檻出，水光萬裏抱城來。(許渾)
士人們不出戶就能感到自然的親切，天高地遠，通過門窗就能移遠就近，四季更迭，通過門窗就可以體會到宇宙的盈虛與節律。中國人不是像浮士德那樣向外追求著無限，而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足不出戶，而宇宙萬物親人自來。然而對閨房的佳人來說，外望則意味著男人的遠離。因此從《詩經·君子於役》始，寫佳人閨房外望的詩，毫無例外地一片愁苦。她們通過外望所得，非思即悲，非悲即怨，慘慘戚戚。而宋詞的登高心態，正同調於佳人的閨房外望心態。然而最能表現宋詞中傷高懷遠心態之佳人柔性的，是一股強烈的“怕登高”心態：
明月樓高休獨倚。(範仲淹)
樓高莫近危欄倚。(歐陽修)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渺，歸思難收。(柳永)
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辛棄疾)
有明月，怕登樓。(吳文英)
宋代經濟的高漲、都市的繁華、市民的興起、科技的創造，顯出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春意”。士人對這“春意”的不解和迷惘，很像宋詞中主人公對美麗春天的感傷。宋代的文化轉型麵臨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環境，而轉型本身所含的曆史動向對中國文化宇宙結構的無形衝擊，已為宋代士人所強烈感受，宋人對自己的曆史境遇作了最大的現實努力，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朱熹創立理學，然而雖然這樣做了，他們對朦朧未形的大化規律一片模糊、充滿迷惘，很像宋詞中主人公的外望心態。
詞，因其最典型地反映了宋人心態的無意識層麵，而成為一代文藝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