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元明清藝術 小說：裂變與整合
中國小說從宋代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發展到明清，以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和三言二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為標誌，完成了從說書到案頭的轉變。這意味著中國審美文化的一種重大的形態變化。
第一，小說從一種勾欄瓦舍的娛樂活動變為一種文化的觀念形態。說書以聲音為媒介，以特定的觀眾為對象，其傳達範圍受人體聲音到達的極限所限製；案頭小說是通過圖書市場，可以流傳到社會的各階層，特別是為上層和士大夫所接受，從而達到了中國主流文藝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通，即普遍性。說話是娛樂性的，速度由說話人決定，一次就完；閱讀中速度由讀者自己掌握，可以停頓、思考，成為一種麵對語言，並由語言展開想像和思考的活動。
第二，從集體活動變為個人活動。說書的說——聽模式的集體性決定了說書的當下功利性和受製於觀眾趣味；而書籍的寫作——閱讀模式經過市場中介，又都擺脫了對方的直接控製和影響，一方麵把自己提高到一種最普遍的層麵，另方麵又使自己進入了最個人化的領域。從前者說，小說從市民娛樂擴展了全社會的普遍文化活動，從後者說，小說擺脫了說書場地的趣味控製，而進入個人趣味的自由選擇之中，小說為全社會各階層的觀念、情緒、欲望的大膽釋放、相互衝撞、整體組合等，提供了可能，從而成為文化轉型中最受歡迎，最能容納萬有的藝術形式。
第三，小說成為案頭作品，標誌著中國文藝中一種審美模式和觀念的變動。具體地說，就是文化敘事方式的轉變。中國文化是一個極看重敘事的文化，但以前的敘事主要集中在兩方麵，一是理論著作中：《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充滿敘事，但這些敘事是為了說明道理，尊崇的是“經”的原則，它不是從一條道理引出敘事，而是把一段敘事歸結為一條道理。二是曆史著作。中國的史書基本上是由敘事構成的，裏麵充滿了各種傳說故事。史的敘事也暗織著各種微言大義(經的原則)，但它不以理義改變敘事，必須保持敘事的原樣，堅持“史”的原則，經隻是事的評論標準。在兩大類敘事中，簡括是其主要特征，而明代大放光芒的小說在敘事明顯地轉出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質。一是張揚了敘事的虛構原則(因文生事)，把敘事投入到一個具有多樣可能性的場地；二是描繪的細膩，這極大地拉大了敘事和道理的張力，使敘事具有了極大的彈性，從而可以容納轉型期的各種觀念和趣味。
第四，為了適合案頭欣賞的需要，小說本身進行了一係列審美形式轉變。扼要地說，從單個短篇集合成長篇，把單個故事彙成具有整體結構的故事，從話本演進為章回小說。這種新形式的變化，暗含了一種獨特的觀念的生成。
小說的高揚，使中國藝術的形象世界一下子顯得如此五彩繽紛。
中國曆史進入宋代以後，曆史、宇宙、社會、人生、觀念、情感……都開始進入一個大變化，產生了各種新狀態。明清小說以龐大的數量來展現和思考這一世界，其中具有很大聲勢的有：
曆史世界。以《三國演義》為代表。從《武王伐紂平話》、 《東周列國誌》寫下來，加上可以作廣義曆史演義看的家將演義和種類曆史題材，一直寫到明、寫到清。曆史的古今之變，興亡之歎，已成為小說的一大敘事對象和思考對象。中國曆史，漢唐鼎盛以後，宋，雖然經濟和技術不斷進步，但局麵呈弱，不斷遭到遼、西夏、金的攻擊，屢戰屢敗。元、清兩朝，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明代到中時以後，外患頻繁，蒙古曾直逼京師，俘虜英宗，後又有遼東威脅……這些構成了小說曆史世界的思考背景。《三國演義》中屬於正義一方的蜀漢，雖有劉備的大仁大義，諸葛亮的天下第一智，關、張、趙、馬、黃的勇武無敵，卻終於失敗了。小說敘事中透出了複雜的內心困惑。史是必須在結果上與曆史保持一致的。《三國演義》達到了藝術高峰，但多了困惑；暗契於新思潮，但略少了宣泄。於是從曆史世界中又傍出了——英雄傳奇和家將世界。前者介於曆史與世俗之間，後者與曆史扣得更緊一些。
家將世界，從藝術流源上講，是在《三國演義》的寫史和《水滸傳》的寫英雄的雙重影響下產生的。但它把英雄的命運放在曆史中去寫，從觀念看，又屬曆史反思一路。薛家將(唐代的薛仁貴、薛丁山)、羅家將(唐代羅通)、楊家將、呼家將、嶽家將……構成了一個英豪武勇的家將世界。錢采的《說嶽全傳》在藝術上成就最高，而又最能反映明清的曆史心態。嶽飛是一個理想的曆史英雄，但終於被奸臣所害，壯誌未酬。這裏遵照了曆史事實，呈出《三國演義》式的困惑，但後來嶽飛被朝廷建祠平反，其子嶽雷掃平北方，金兀術被笨牛皋活捉氣絕身亡，又明顯地回答了前麵的困惑。後半部分純為文學虛構，具有一種情緒宣泄功能。按心理學，宣泄之後是平靜。明代《三國演義》是基於曆史的提問，清代的《說嶽全傳》是基於虛構的回答。
曆史演義和家將演義都以江山爭奪為主線，以正統和非正統，侵略和反侵略，有道和無道，忠與奸為人物分類來刻畫曆史。英雄傳奇則一麵寫曆史，一麵寫社會。《水滸傳》是英雄傳奇的頂峰。它描寫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108位好漢不同身世經曆，以及如何到梁山聚義造反，後來又歸順朝廷，征遼國(外辱)，平方臘(內亂)，最後走向死亡和離散的結局。書中社會的昏暗構成了英雄崛起的基礎，官逼民反在林衝、宋江、柴進故事中得到了有力的說明。造反正是英雄們有心無心的必然歸宿，江湖上的“義”的原則，比起朝廷和社會的禮法，獲得了更光輝的存在。然而正像《三國演義》一樣，《水滸傳》明顯地有一種英雄困惑。梁山聚義很輝煌，但仍然是非法的“盜”，不可能獲得天命的正統。於是有由義向忠的轉化，宋江帶著眾英雄受到招安，成了合法的官。作為官的英雄屢建奇功，但結果卻是有的被毒死(宋江、盧俊義)，有的自殺(吳用、花榮)，除了李俊等十餘人隱逃外，俱遭慘死。對這種英雄的困惑，《水滸後傳》算是一種回應，讓英雄的後代再度輝煌並有了好結果。家將世界也算是對它的一種回應。楊家將和嶽家將都是屢遭迫害，但最後都有結果：站穩了官的位置，又占有了道義的位置，名垂青史。
不把英雄安置在官與盜之間，而讓英雄始終閃耀於江湖世界，這就從英雄世界中轉出了——武俠世界。俠在中國社會由來已久。戰國時代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都是青史名俠。唐代傳奇又產生了一批寫俠的作品，裴鉶《昆侖奴》、《聶隱娘》，袁郊《紅線傳》，杜光庭《虯髯客傳》，李公佑《謝小娥傳》……元明清，湧出了白話武俠小說。但真正使武俠小說放出光彩來的是清代。《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小五義》、《續小五義》、《施公案》、《彭公案》、《於公案》、《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綠牡丹》……呈出了武俠小說的細貌。俠顯出了官府之外的另一江湖法則，它濟困扶危，除暴安良，報仇酬恩。社會越黑暗，官府越無正義，俠的行為就越光彩。由於江湖有一套可以無視官府的另一規矩，它又是可以任意而行的，如可以轉變為盜的胡作非為。於是就出現了武林中的正邪之爭。俠的原則是國家正義的一種補充，這就使得俠與清官結合起來了。從三俠五義與包公的結合，到各種各樣的公案故事，都顯出了這一模式。這樣一來，明代水滸英雄的困惑，就在清代的俠義故事中得到了回答。
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以都市——市民——世俗的興起而產生社會——心理——觀念動蕩的，小說世俗世界的形成勢所必然。三言二拍已突出了世俗世界的五光十色，而將世俗世界用長篇來予以整體把握的，是兩部不朽的名著《金瓶梅》和《紅樓夢》，前者寫一個下層的、商人／市民的、少文化的“新”家庭，後者寫一個上層的、官僚／貴族的、有文化教養的“舊”家族。這兩個家庭都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它們的存在形態、社會關係、實際運行和最後的毀滅，具有非常典型的轉型意義。
《金瓶梅》寫的是商人西門慶一家的興衰史。西門慶在家庭上通過各種正當和非正當的手段，得到了一妻六妾(加上春梅)；在生意上用各種方式大發其財，乃至先獨霸鹽市，又壟斷了朝廷在山東的香蠟和古董買賣；在官場上他拉上了朝廷權貴蔡京、楊提督和地方上的夏提刑、荊都監，自己又榮升正千戶掌刑；在社會上他有應伯爵十兄弟，成為地方上的頭麵權勢人物。然而西門慶在社會上的一切都是靠錢而獲得的，以錢賄官，以錢買官，以錢褻佛，以財聚友，以財易色(王六兒)。《金瓶梅》裏，社會上的一切關係都是靠錢獲得和維持，男女關係是靠肉欲來獲得和維持。李瓶兒是相對正麵一點的形象，她不滿意蔣竹山而願意跟西門慶，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西門慶的床上工夫好(這一點構成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基本心理理論)。西門慶就是錢和欲的代表。他貪欲，最後死在欲上，貪錢，後來人去財散，整個家也隨之散亡。凡是西門家中的貪欲者(潘金蓮、春梅、陳經濟)，都死在欲上。《金瓶梅》大膽地描寫了新的社會人心狀態：人欲橫流，金錢橫行，又苦心地警告了這種社會人心。
《紅樓夢》寫的是賈府的興衰史。《金瓶梅》呈出新的暴發戶，因此無一正麵人物，《紅樓夢》寫的是舊的“鍾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因此有正麵人物，情的代表是賈寶玉、林黛玉，還有管理方麵的正麵才女探春。然而這些人無力回天。使賈家敗落的依然是《金瓶梅》中的主要問題：肉欲和金錢。賈府的敗落一開始就埋伏在賈珍的亂倫中，繼而突現在抄大觀園的起因——繡春囊裏，最後由賈赦的好色所引爆(依周汝昌說)。本來賈府中的關鍵理家人物王熙鳳是可以支持局麵的，但她貪財。為錢而樹怨於內，為錢而弄權於外，再加上性格上的弱點，最後四麵楚歌。《金瓶梅》隻是錢和色的消亡，《紅樓夢》卻是錢、色、權、文化的全麵衰亡。賈家與王、史、薛三家相連，是世襲貴族，詩書門第。當其顯赫時，還是國戚。秦可卿喪禮的巨大排場，大觀園修建富麗高雅，元妃省親的堂皇富貴，然而，最終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金瓶梅》、《紅樓夢》都沒有英雄，而是平常人，家常事。然而無論“新”的，“舊”的，都由盛而衰，而且是在日常活動中慢慢地走向滅亡，很富有轉型期的象征意義。
《紅樓夢》以眾多美女的落難否定著《金瓶梅》，也以男人的汙濁反抗著英雄世界。其主人公賈寶玉又是一個堅決的反科舉派。在這一點上又彙通於明清小說世俗世界中的另一景觀：科舉功名世界。《儒林外史》詳細地展現了這一功名世界以及依附在這個功名世界中儒林群像。這裏有周進、範進類的迂腐窮酸的腐儒科舉迷，被八股時文毒化了靈魂。他們人格卑瑣，性格迂拙，感覺麻木，舉止呆鈍，知識貧乏，家境窮酸，謀生無術。有婁三、婁四公子類的假名士和以趙雪齋為盟主的鬥文詩人。他們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招搖過市，附庸風雅，攀附權貴。有王惠、湯知縣類為官隻為發財的毒官僚，有嚴貢生類無恥騙錢的紳士……《儒林外史》在描繪了群醜圖之後又想有些理想寄托，於是有杜少卿一夥人大祭泰伯祠，想學習禮樂以補救政教，有曹雲仙興水利，重農桑，辦學堂，有湯鎮台征苗擒賊，保境安邊。然而，這些都失敗了，於是最後由四大奇人的獨善其身來結束，給出了：“儒林：混濁；好人：逃逸”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