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樣,國家商業主義的大行其道,同樣存在著兩極的影響。
盡管國家幹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當國家以經營者的麵目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的時候,其旨在爭奪利益的目的性就變得明顯起來,而除了資本之外,國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間經營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政治權力。
毫無疑問的是,以市場製度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經濟主體實現自我經營,按照市場規則來進行商業遊戲,而當國家將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的時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經營者絕難匹敵的。
於是我們看到,在產權明晰的過程中,當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產生思路分歧的時候,政商博弈的結果往往以企業快速衰敗告罄。
在宏觀調控的大格局中,當民營企業嚐試著進軍重工行業與壟斷性領域時,往往在經營上有所斬獲,卻不得不麵對政策上的風險因素,由於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失誤,在每一輪的宏觀調控中,在接受政策重點治理的領域裏,許多民營企業紛紛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
4.2:“國退民進”中的悲劇
當時間行至2002年的時候,中央所實施的“國退民進”戰略已經運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國有企業在此過程中要麼消失,要麼轉變了產權屬性。其力度不可謂不大,由此為中國經濟帶來的新鮮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國經濟以蓬勃之勢前行的時候,在中國企業界內,卻突然發生了一係列令人瞠目結舌的悲劇,正是這些悲劇的出現,才令我們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仍然對中國經濟製度的變化心存疑慮。
在“國退民進”的浪潮中,由於製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產權明晰過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應當在市場競爭領域中煥發更大生機的民營企業,就此出現了種種致命的危機。
最令人心驚的悲劇發生在名噪一時的健力寶,直到1998年的時候,無論從產量、產值還是利稅方麵,它都仍然在中國的飲料行業中穩居龍頭,可是不為人所知的是,其掌門人李經緯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已經因為產權的分歧而勢如水火了。
在國退民進的大前提下,將健力寶出售給民營資本,幾乎已經成為了所有人的共識,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當地政府對於出售的態度——可以賣給任何人,唯獨不能賣給李經緯。
就這樣,在2002年1月15日,當地政府單方麵做出決定,用3.38億元將健力寶75%的股份轉讓出去,而根據統計,當時健力寶的總資產高達35億元,僅其賬麵價值就有6.5億元之巨。
據說在簽約轉讓當天,李經緯於會場之上“含淚望天,一言不發”,幾乎令所有人為之動容。
轉讓後的健力寶很快陷入了經營決策失誤的局麵,在2004年甚至一度瀕臨破產,終於,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淪為二流企業的健力寶再度被轉讓給台灣統一集團,不僅昔日的風光不在,甚至於我們隻能在回憶裏找到這個名字。
相似的悲劇發生在2002年3月11日,這一次的主角是華晨汽車。
與健力寶情況不同的是,釀成華晨汽車悲劇的原因在於地方利益競爭,在華晨汽車的戰略規劃中,企業必須擴大到其他地區,以全國性布局來形成產業優勢。
然而,在區域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各地區無不希望將資源、企業牢牢控製住,地區與地區間則抱著濃厚的敵意,於是,當華晨汽車希望將新項目投放到浙江寧波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當華晨汽車所在的遼寧省意識到華晨的“離家出走”勢頭後,華晨汽車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區之間的利益爭奪戰中,而這一次政商博弈的結局則是:不僅華晨的戰略規劃成為泡影,其整個企業也都被一次性地劃歸到遼寧政府名下。
4年後,原本僅年利潤就可達18億元的華晨,已經淪落到虧損4億之巨的地步,甚至於連工廠生產都幾乎處於停滯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