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矛盾就此出現，如果我們把錢花在教育和醫療上，讓上學與看病的費用降低下來，無疑意味著普通民眾收入的增加，然而這樣的投資回報卻是緩慢而隱性的，但如果把錢花在機場、鐵路等基礎設施、鋼廠船廠等大型工業上，效果無疑是明顯而迅速的，其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也更明顯。
正因為如此，才有無數主流經濟學家不斷呼籲，要求經濟轉型，要求不斷投資大型項目，其利益的著眼點立足於眼前，卻忽略了千秋萬代的民生問題，其帶給經濟的損害與刺激同樣令人觸目驚心。
除此之外，在民眾收入遲遲不能提高的問題上，掌握了大量財富的國企同樣未能盡責。
舉個例子來說，在過去的10年間，我們的國有企業每年都要丟失數百萬個就業崗位，而就業恰恰是影響民眾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其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實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過來看，盡管我們對民營企業的投入寥寥可數，民營經濟卻仍然默默地提供著大量的就業機會。
在這樣的對比麵前，民眾的收入因何遲遲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解決經濟內循環不良的關鍵，莫過於讓民眾先富裕起來，全麵回歸從生產到消費的舊有經濟模式，由國家強製向民眾提供一份賴以生存的工作或產業，當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解決了民生問題，
這個方案是無可辯駁的，但是，這種方案卻是要以經濟增長放緩為代價，因此，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更有力、更長久的經濟增長引擎，就成為了曆史的必然。
3.4：增長引擎在何處
我們又一次站在了風頭浪尖，隻不過這一次來得更猛烈一些。
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經濟快速發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資、地產以及生產力提高，憑借著多方麵的拉動，經濟甚至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一躍而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充當了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憑借著這一點，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國。
然而，當我們對這種高速度的發展進行考量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其增長的基礎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就更加顯得搖搖欲墜了。
拉動我們經濟高增長的因素無外乎兩條，第一條就是加入WTO後的刺激作用。
當”中國製造”的神話響徹全球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正在充當”世界加工廠”的角色，隻要我們的商品還能源源不斷地流向全球市場，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貿易順差增長。
第二條因素說起來頗為耐人尋味，嚴格地說，它並不單純是以生產來創造財富的方式，而是一種對已有財富的再分配，即以資本炒作的形式來實現財富再增值。
這條因素就是在過去10年中甚囂塵上的房地產浪潮。
房地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講來自於城市化建設的需要，在最近幾年中，我們頻繁地談到城市化的問題，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經加入了這場討論之中。
所謂的城市化，包含著兩個方麵的過程，既有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變農村地域為城市地域的過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等城市文明在農村地域的擴散過程。前者代表了數量，後者代表了質量。
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盡管隨著農民工大量進城，城市人口以幾何數級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質量的提高上，這種變化並不明顯。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每天都在發展，我們的樓越蓋越多，價格也越來越高，然而這種不斷增長的價格，卻是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所無法承受了，不要說那些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即使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備如此大的消費能力。
於是，問題就此而生。
當經濟危機席卷全球時，人人捂緊腰包，就意味著我們的出口商品不再好賣；而本來就難以為繼的樓盤銷售，頓時變得更加困難。這就意味著先前的兩大超級因素不複存在，因此，在新的經濟增長點被找到之前，無論是實現”國民皆富”的終極目標，還是解決經濟內循環不良的狀況，都很難有大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