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問菩提達摩:“佛教最高的教義是什麼？”達摩回答說:“無求無為，平常自在。”梁武帝又說自己舍宅為寺，在故鄉與江南各地建造了許多寺院，翻譯、著述了許多經文，還建造了許多佛像施贈，親自主持了多次法會，嚴格戒律，總之做了許許多多的好事與善事，問達摩這到底能積多少功德？然而，達摩卻輕描淡寫地回答說:這些都是小事情呀，“算不了什麼功德”。這無疑是給蕭衍當頭潑了一盆冷水，讓他非常驚奇與失望。蕭衍又問達摩：“真正的功德是什麼?”達摩說:“慈悲圓融自在，自我空虛寂靜，這是世人永遠無法到達的最高境界!”這又使蕭衍既灰心又懊悔，會晤不歡而散。十一月二十三日，菩提達摩表示要渡江北上，蕭衍也不再挽留他，但仍星夜趕到江邊以禮隆重相送。從此，他們再也沒有任何往來與聯係。
再說菩提達摩來到江邊，他摘了一片蘆蘋葉子放在水上,便當作船兒坐著漂流而去，這便是民間廣為流傳的達摩“一葦渡江”故事。至今，定山寺還留有一塊刻著“達摩一葦渡江”的石碑呢！離開建康不久,達摩就來到北魏境內，住進了嵩山少林寺。沙門道育、慧可對他奉若神明，在生活上照顧得很周到，菩提達摩極為稱心。他終日默然麵壁而坐，修習禪定，被人稱為“觀壁婆羅門”。據說，他從此在少林寺一住就是四五年(也有說是九年的），並被慧可、道育等僧人的真誠所深深感動了，最後便向他倆傳以衣法，還把求那跋陀羅翻譯的《愣伽經》四卷贈給了慧可。
民間有傳說，說他後來遭人毒害而死，葬在今河南省宜陽的熊耳山中。也有一種說法，說他隻提了一隻布鞋返回印度去了。然而，他的禪法——以壁觀法，即以安心法門為中心，麵壁而觀，心如牆壁。外，諸緣不得人。內，心無不安。由此心理狀態而得以人道，以及他的悟理與修行的“真性說”，倡導人心的回歸真性，卻成為其禪法的真
諦，從此長留在中國土地上，對當時與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被奉為“中國禪宗的先驅與開創者!”作為蕭衍故鄉萬綏的人們，至今仍知道他與梁武帝的許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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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昭明太子愛民賑災的故事
在齊梁故裏常武地區，民間流傳著許多有關昭明太子關心民瘼、愛民賑災的故事，反映出人民對他的敬重與懷念之情。
昭明太子(501—531)姓蕭名統，
是梁朝開國皇帝蕭衍（即梁武帝）的長子。梁武帝執政的第一年(天監元年，即公元502年），將他立為太子。
可惜未即位就英年早逝，昭明是他死後的諡號。說起這位昭明太子，真是一位難得的英才。他三歲學《孝經》、
《論語》；五歲讀遍了《五經》,並且能全部背誦；九歲能講《孝經》,通其大義;十五歲時,梁武帝蕭衍就讓他協理政務。昭明太子明察寬厚，辦事公允果斷，且非常關心黎民疾苦，深為文武百官與廣大老百姓敬重愛戴：
相傳在普通五年(梁武帝年號，即公元524年），梁軍北伐，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及京畿一帶穀物價格飛漲、昂貴，昭明太子即帶頭節衣縮食，命令手下人為其備質地很差的衣服，降低膳食標準，將每天的正餐改為小食。每當天氣落雨飄雪，他就憂心如焚，派手下人到京城穿街走巷，到京郊訪貧問苦，自己還多次深入貧寒之家問長問短，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如果是流離失所的人家，他就親切地加以賑濟。他還拿出宮中“主衣庫”裏的布綿絹帛，製作了衣服褲子，剛到冬天就派人送給那些貧困的缺衣少穿的挨凍者。倘若是遇到死了而沒有被收埋者，他就讓手下人為死者準備棺材進行埋葬。在朝廷或民間，每當他聽到遠近的老百姓因賦稅徭役繁重辛苦時，就會心如針錐般難過,臉上顯出痛苦的表情。他還不隻一次地認為一些地方戶口統計的不實，是致使百姓負擔加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認真重新核實。
據說，在中大通二年(梁武帝年號，即530年），吳興郡(今浙江北部湖州一帶)因為多次發生大水災，致使農作物歉收，人民缺吃少穿，生活極度困難，有的大臣上書給梁武帝，要皇上下令開鑿溝渠來瀉浙江。梁武帝便派遣原交州刺史王導假節領職，欲征發吳郡、吳興、義興(今宜興)三郡的民伕去服役。昭明太子經過實地調查研究，認為天災固然難以預料難以避免，興修水利很重要也有必要，但當前首先
必須要對地方官吏加以整肅，因為他們常常趁機漁利，而盜賊又蜂起，這樣必然致使大量民力財力被耗盡,所以他向父皇建議興修水利可暫緩一段時間，待這些問題解決了、百姓富裕了，再動工不遲。梁武帝聽了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誇獎他有遠見卓識，能安定民心，便采納了他的建議。湖州百姓聞之，個個拍手叫好。
正因為昭明太子如此關心民瘼，體恤百姓，當他不幸逝世的噩耗傳出皇宮，京城及京畿，朝廷與民間都惋惜不已，奔走相告，百姓無不為之失聲慟哭，追思悼念，連邊疆的百姓都為他哀悼哭泣呢。後來，他歸葬在武進故土(今武進區鄭陸鎮郊）,亦說明他與桑梓一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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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蕭統埋鵝
蕭統是個文人，是皇太子，心地特別善良，家鄉人對他非常尊重，有關他的傳說和故事也很多，都稱他是個有良心的人。最能證明他有良心的一個傳說就是《蕭統埋鵝》。
這個故事一代又一代地被人傳頌，而且還在其故鄉萬綏一帶形成了一個民俗——每年清明節在黃山廟會上都有一個“埋鵝”的習俗。這個習俗是這樣的：當一個人想要擺脫某種煩惱、驅逐心裏的某種不安，或要追求某個好運時，就會在清明那一天，在黃山的某個隱蔽之處，偷偷地在山上埋一根鵝毛，以示“埋鵝”(我）。據說從此就可告別過去，告別“舊我”，告別不好的運氣了。
蕭統是梁武帝蕭衍的長子，被冊封為太子，母親是丁氏。母親死後，有一個道士悄悄地對他說，他母親葬的那個地方“不吉利”，有“克
子”之疑。所謂“克子”,就是對兒子不利。說得更明白一點，也就是要折兒子的陽壽。那時，道教很盛行，許多人,包括皇親國戚都相信道教。蕭統雖然出身“曆葉相承”的天師道家家族，後來信奉了佛教，但還虔信道教。聽了這番話後，他心中悶悶不樂，幾天都沒有飲食。這可急壞了他手下的人。這時，有個侍從想討好他，就去向一個高道討教，企圖來破解這件事。但見那道士眼睛一眨，頓然想出主意來，悄悄地和那個侍從說了。侍從回去後就告訴了蕭統。原來道士提出的辦法很簡單，隻要在蕭統母親墓的一側埋一隻象征“我”（即蕭統）的鵝就行了，因為這樣就意味著這個“結”解了。蕭統聽了，很是高興，但隨即又把頭低了下來。侍從很驚奇，但在皇太子麵前又不敢多問，也隻能把頭深深地低下，等待皇太子的發落。瞥見皇太子久久不開口，他急了，抬起頭來看到皇太子一臉的愁容，他更慌，以為皇太子要責怪自己。但自己話已出口，隻能隨機應變了。他知道皇太子是個心善的人，不會因此而殺他的，最多罵幾句而已。過了很久很久，皇太子才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低聲說道：“我總不能讓一隻活鵝去代我死吧。”
侍從聽到這句話，知道了蕭統的心思，便說道:“是啊！這鵝也是一條生命，是一個‘活口’啊!”說罷，侍從忽然想到一個主意，認為:這個行動隻是表示一種意思，何必要真的去埋一隻“鵝”呢？難道不可以用一隻象征鵝的物件去替代！於是他就把這個意思說了出來。蕭統聽了很是局興，決定照辦，就讓侍從去和道士一起製了一'隻“臘鵝”，把它埋在母親墓旁。從此以後,蕭統的心也就安了。
這事本來到此就可以結束，但由於宮廷中的爭鬥很複雜，蕭統“埋鵝”的事，很快就被人反映到蕭衍那裏去了。梁武帝大怒，認為這件事是對皇室的汙蔑，怎麼可以把皇太子“埋”了呢？便立即派人去進行調查，並派人挖出了埋下的“臘鵝”。然後把兒子叫來狠狠地訓了一頓，責其反省，同時也把那個為他出主意的道士和參與的侍從一起抓來殺了。
蕭統被父親訓了一頓後，感到自己做得不對，由此產生了深深的自責。每當見到父親氣得發抖的時候，覺得自己不孝,幾次向父親跪
了下來。蕭衍見到兒子如此傷心，也就原諒了他，還反過來安慰。這件事從表麵看似乎就此結束了，但卻在蕭統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影響，特別是因他而使那個道士和那個侍從被殺,他認為那是他自己害了他們，心底裏非常痛苦，令他日夜不安。不久，蕭統就因落水受驚得病而死。故鄉的人們得知這一噩耗，無不為之痛惜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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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昭明太子，孝順母親的典範
說到昭明太子蕭統(南蘭陵人，即今常州市人），人們津津樂道的往往是他編纂的《文選》對文學的貢獻與深遠影響。其實，他還是一位孝順母親的典範，其仁孝的美德頗值得我們推崇與學習呢。
蕭統，生於齊和帝(蕭寶融）中興元年(501)九月。母親叫丁令光，《梁書》
和《南史》中皆有她的傳記，祖籍“譙國”
(今安徽省亳縣），世居湖北襄陽，生於樊城，年十四歲時被鎮守雍州（襄陽）的蕭衍納為妾。當時，蕭衍的結發之妻郗氏尚在，丁令光在宮邸小心謹慎地服侍她。沒多久，郗氏魂歸道山。丁令光在十六歲那年（501)生下蕭統做了母親。
其時，蕭衍已三十八歲。蕭衍在打下建康的第二年，即天監元年(502)稱帝，便把丁令光母子倆接到京城。“五月，有司奏(丁令光）為貴人（即夫人)”，丁令光沒有接受。八月，又奏她為“貴嬪”。貴嬪與“夫人”，位次於“皇後”，為“三夫人”，蕭衍同意了，並立蕭統為皇太子。盡管丁令光此時完全可以封為皇後，而梁武帝卻偏偏出於對元配郗氏的懷念,抑或是考慮到丁氏門第不如郗氏家族高貴(郗氏之母是宋文帝的女兒)等因素，卻沒有這樣做。但是，天“性仁恕”的她，毫無怨言。“及居宮內，接馭自下”，親近下層，所以“皆得其歡心”。她“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嚐為親戚私謁”，生活樸素，不為親戚說情搞關係，一心培育子女。“及武帝弘佛教”，她“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帝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可見她知書達禮，相夫教子，是一位賢妻良母，她對蕭統謙和仁慈的性格與勤奮好學品質的養成，影響之大緣此可見一斑。昭明太子孝敬母親，也正是出於慈母對自己的恩惠與關愛。
《梁書?昭明太子傳》和《南史?昭明太子統傳》中記載，蕭統“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九歲就能通曉《孝經》大義。天監十四年行成人冠禮。他“美恣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真是風華正茂，才氣橫溢。當時的社會，“時俗稍奢”，作為皇太子，他卻能“欲以己率物，服禦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這是多麼的可貴和難得！推究原因，這固然與他在“永福省”和東宮受到的師教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從小受到了父母尤其慧淑的慈母的熏陶。武帝蕭衍與貴嬪丁令光都精通儒、佛經典，平時注重修身和對兒女的教育。
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十一月，貴嬪丁令光患病，蕭統聞訊後立即“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悉心照顧。可惜禦醫回天無力，她還是駕鶴西歸，年僅四十二歲。蕭統聞之，“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人口，每哭則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說:“毀不滅性，聖人之製。《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哪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於是，他隻好“奉敕，乃進數合”。但“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而已。梁武帝很是心痛，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鱧粥，不俟我恒爾懸心。”蕭統生怕父親擔心，隻好接受。但“終喪日止一溢，不嚐菜果之味”。結果，原本很好的身體垮了，體重一下子減了不少。他“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所有這些記載，都說明了他對母親去世是多麼悲痛，他對母親是多麼熱愛，其孝順之心感動天地，也感動官員與百姓！昭明太子隻活到31歲，這恐怕也與母親去世對他精神上的巨大打擊不無關係！
關於蕭統的孝行,有一件事讓他為此蒙冤。也就是在母親病逝後，他曾請了人去找一塊風水寶地作為墓地。可是“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太監)俞三副求市”，說如果能得到三百萬,將以一百萬作為“回扣”。俞三副就向梁武帝告密，還說蕭統所求得的那塊土地，遠不如梁武帝原先叫人找到的地方風水好。這時，
梁武帝年歲已大,而且疑心病重，聽了俞三副的話，便命人買下了俞三副推薦的那塊地。丁貴嬪葬畢，有個道士看了墳墓，便說:葬“地不利長子，若厭伏可申延”。於是這就引發了所謂的“埋鵝事件”，即將“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梁武帝接到宮監鮑邈之、魏雅的密報後，非常生氣，便暗中派人去挖掘，“果得鵝等物”，大為震驚,便立即下令進行追查……致使蕭統一直為此深感愧疚。蕭衍也因此事就不立蕭統的兒子蕭歡為太子，而改立自己次子蕭綱（即簡文帝）。好在蕭綱後來深感兄長蕭統被冤枉，執政後嚴懲了那兩個告密者。但這事對蕭統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人們稱讚蕭統孝順母親，不等於說他就不孝順父親。事實上，他成年後，一直在輔助父親梁武帝。他“省事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嚐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為國家做了許多具體細致的工作。即使被父親誤解了，也兢競業業，“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以實際行動表衷心，真難能可貴！
所以，昭明太子真不愧為一位孝順父母的榜樣，其事跡至今都令人感動不已，在民間廣為傳頌，尤其是在故鄉常武地區，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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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梁武帝軼事
《南史?梁武帝本紀》裏有一段軼事說:“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兩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之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台內有宿衛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王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而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
《南史?梁武帝本紀》中這段記載的大意是：當初，齊高帝蕭道成夢見自己穿著屐登上殿，回頭看見自己的兒子，即後來為齊武帝的蕭賾、齊明帝的蕭鸞後麵有一個人，雙手張開天地圖卻不認識，問他何人，此人回答說:“順之的後代。”後來到了崔慧景逼迫，長沙宣武王即梁武帝蕭衍的長兄蕭懿人朝救援，到達越城，齊高帝夢見他乘著馬飛到半空就掉了下來，而蕭衍乘的馬卻變為赤龍，騰空獨上。當時宮廷中有一名值宿的衛士做男巫，他經常看見太極殿有六條龍各守著一根柱子,不久卻忽然失去其中的兩條，後來這兩條龍竟出現在宣武王蕭懿的宅子中。當時宣武王任職於益州，男巫就去蜀服侍了。等到宣武王到郢州，這個男巫就返回都城，回來後仍見六條龍都在蕭衍的
寢齋中。後來，蕭衍任雍州刺史，男巫離開郢州到雍州去，在中途得病將要死去，臨死前他對同伴說:“蕭衍在雍州一定會作天子。”就把自己看見的六條龍在蕭衍臥室中的事情告訴了同伴。據此推斷，蕭衍後來當皇帝，應該是一種“天命”。
這個軼事中男巫所說“蕭雍州必為天子”，是雍州刺史蕭衍即將興義師討伐暴君南齊東昏侯前散布的輿論或讖語，這在曆史上較常見。公元502年，蕭衍果然代齊立梁為梁武帝。他才氣橫溢，有“詩人皇帝”之稱。為表自己對故鄉山東蘭陵和南遷後的祖居地武進東城裏的思念之心，登基後立即把武進縣改名為蘭陵縣，武進縣城所在地的萬綏隨之也定為蘭陵縣城，北名南用，把山東蘭陵與武進結合在了一起。同時梁武帝續前代齊高帝蕭道成在建元元年(479)所下“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複十年”之詔,“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征”，繼續享受免除稅賦的待遇。梁天監七年(509)，梁武帝又把在萬綏的祖居宅地“舍宅為寺”，建成智寶寺。梁大同十年（544)，梁武帝親臨蘭陵然後去展謁陵園，下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並宴帝鄉故老和所經過縣迎候的老少幾千人，各賞
賜錢二千文，詔令對鰥寡孤獨格外貧困的人救濟撫恤。由此可見梁武帝對桑梓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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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鹹淳Et[；陵誌》載:“能仁禪寺，在縣西三十裏，（南朝)宋黃門侍郎蕭惠開舍宅建，名禪鄉，國朝改今額。”元《大德毗陵誌》載：“能仁禪寺在奔牛鎮西，舊名4單鄉％(南朝)宋黃門侍郎蕭惠開舍宅為之，宋(朝)改今名。”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後，東晉初，遷人武進縣後為南蘭陵人的蕭氏，按其族係可分為三支，分別是齊高帝蕭道成一族的“齊皇房”、梁武帝蕭衍一族的“梁皇房”、南朝宋武帝（劉裕）蕭皇後弟蕭思話一族的“皇舅房”。其中“齊皇房”、“梁皇房”遷入武進後祖居東城裏(萬綏），而皇舅房一族先後遷則散居於當時的曲阿（今丹陽）和武進境內。《南史》載：“蕭思話先於曲阿起宅。”宋《鹹淳毗陵誌》、元《大德毗陵誌》載：“蕭思話，南蘭陵人。”又載：“蕭惠開（蕭思話
長子）宅奔牛鎮之西。”《南齊書?蕭惠休（蕭思話第五子）列傳》載：“南蘭陵郡蘭陵縣人。”《武進陽湖合誌》載：“蕭思話，武進人。”由此可證，蕭氏中皇舅房蕭思話一族，曾長期在武進奔牛鎮居住、生活和繁衍。
蕭氏三房中，最先發跡的是居住在奔牛的皇舅房，蕭思話的父親在南朝宋武帝時為當朝國舅，而蕭思話更是一度權傾朝野，是武進曆史上的第一名宰相。《中國宰相大辭典》記載：“蕭思話（406—455),南朝宋武帝蕭皇後弟之子，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五年(428),為青州刺史，九年，氐人楊難當侵漢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領兵擊敗楊難當，收複失地，遷鎮南鄭。二十七年，為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帝遣攻魏，圍搞撤城（今山東濟南西南）不拔，退軍曆下（今濟南），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三十年，太子劭殺文帝，武陵王駿討之，思話起義響應，複原職。孝武即位，征為尚書仆射，固辭不受，改為中書令、丹陽尹。孝建元年（454)，出任郢州刺史（此時齊髙帝蕭道成初人軍中，為蕭思話部下），鎮夏口（今湖北武漢東南）。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侯’。”蕭思話工隸書，善騎射，有令譽，以外戚寵任，入仕二十七年，曆十二州牧，禮賢好士，恭敬謹慎，人多歸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功德拜相。
蕭思話治家有方，家道繁興,生有七個兒子，其中六個兒子先後擔任軍、政要職。三子蕭惠明，南朝宋明帝泰始初年任吳興太守，有聲望。四子蕭惠基,善隸書，通音律，精弈棋，與“蕭道成交情和好，共得其樂”，南朝齊永明三年任驍騎將軍、侍中，擔任相職。五子蕭惠休，先後任廣州刺史、吳興太守，南朝齊東昏侯時任尚書右仆射，拜相，其生平載人《中國曆代宰相大詞典》。六子蕭惠朗，曾叛齊，齊高帝寬宏大量赦之，後任南兗州刺史。七子蕭惠蓓，南朝齊任左戶尚書。長子則是出生在奔牛的蕭惠開（423—471)，又名慧開，史載其“少有風氣，涉獵文史，有才幹”。宋孝武帝（454—464)初任黃門侍郎，以不黨於劉宋皇室權貴而免官。後複起為禦史中丞，遷益、寧
二州刺史。蕭惠開知仁知孝，公元445年他的父親去世，他丁憂守喪期滿後，為報父母養育之恩和奔牛桑梓鄉親之情，將奔牛的家宅辟建為寺，並取名“禪鄉”。禪:有多種含義，功德叢林者為其一。鄉：也就是鄉裏、本鄉、家鄉。蕭惠開題“禪鄉”寺名，意為皇舅房族運之旺、父親蕭思話立朝有基，乃奔牛熱土之緣也。他立寺的主旨為的是報答奔牛鄉親，祈盼天長地久，福佑鄉裏。唐武則天時，江南巡撫狄仁傑奉旨毀江南一千七百祠，禪鄉寺曾遭封門，一度停香火。宋朝時由奔牛士紳集資修繕續開迎香客，並改額為“能仁”禪寺。能，能者，才能的意思，表示奔牛蕭氏一族之興;仁，意涵孝、悌、忠、恕、禮、知、勇、恭等傳統美德，表示黃門侍郎蕭惠開舍宅為寺啟教化、盡孝道的仁慈仁義之舉。
奔牛禪鄉寺曆經了一千五百多年，到清中期時仍然香火旺盛，遊客如織，為當時邑內名刹。清武進文士鄭朝統曾作《能仁寺感懷》詩一首，描寫古刹和周邊景色：“古樹藏名刹，風霜飽葉芽。停舟吟白
雪，豔曲發紅牙。斷隴看驅犢，斜陽數落鴉。依然都在目，往事惜年華。”禪鄉寺遺址，在今奔牛中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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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齊梁故裏的首席發言人
——蕭子顯
誰是齊梁故裏的首席發言人？答曰：蕭子顯！因為他在所撰的正史《南齊書》卷一《本紀第一?高帝上》一開頭，就寫到他們的始遷祖:“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寓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唐代史學家李延壽在所撰正史一^{〈南史》卷四《齊本紀上第四沖，也這麼寫道:“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此後，宋代歐陽修、宋祁編撰的正史《新唐書》中，也這麼寫著。直至今日，人們研究齊梁文化與齊梁故裏時，首先依據的文獻就是蕭子顯的這部《南齊書》！
人們為什麼說蕭子顯是齊梁故裏的首席發言人呢？這是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南齊書》的史學價值所決定的。唐代史學家姚思廉在他所著正史《梁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二十九》、李延壽在他所著《南史》卷四十二《列傳第三十二》中，都有對蕭子顯的生平的介紹。他生於489年，卒於537年，字景陽，出生在南蘭陵（今江蘇常州），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為豫章文獻王蕭嶷的第八子。“幼聰慧”，“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梁)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他“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長大後，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便於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蕭衍“每禦宴”，必讓他陪席，還曾從容對蕭子顯說:“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蕭子顯回答道：“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複在茲日。”因此，他被接連提升。中大通“三年，以本官令國子博士”，又因“啟撰高祖集，並《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自此，可謂權重一時，位冠群僚。蕭子顯，他“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僅僅是“舉扇一偽而已”,因而不為同僚們所喜歡。然而，梁簡文帝蕭綱卻一向很尊重他。“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嚐起更衣，蕭綱就對坐客們說:‘嚐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
梁武帝天監中，蕭子顯啟奏請編撰南齊史，得到了蕭衍的批準。那時，他20多歲，風華正茂，才華橫溢,又以工史學而稱著。於是，他就開始撰寫齊代史了。由於他與蕭衍同出南蘭陵蕭氏家族，又是蕭衍的族侄、齊之宗室成員，
並且身為吏部尚書，他搜集原始資料可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加之早在齊高帝蕭道成執政時，齊朝就已設史官專修國史，命檀超、江淹（444一505)、沈約(441一513)等分工編纂齊史。蕭子顯參考了他們編著的齊朝《國史》，以及沈約著的《齊紀》、熊襄著的《齊典》、吳均(469—520)著的《齊春秋》等書，因而材料更加豐富、翔實，編撰也比較得心應手。並且由於沈約等人同齊、梁皇室有著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他們都很了解蕭齊及蕭梁的家世。尤其是熊襄，他連武進縣東城裏相傳有條是秦始皇所經的“天子路”，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材料更加可靠。由此可見，《南齊書》作為我國《二十五史》中唯一一部屬於當代人記當
代事的正史，而且編成後,又經梁武帝親自禦覽，“詔付秘閣”收藏，其所記齊朝23年的史實，在不涉及齊朝統治者重大利害關係衝突的情況下，當是比較實事求是，確鑿可信的。故，李延壽在編纂《南史》時刪削不多，而在對蕭齊、蕭梁始遷祖蕭整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蕭道成和蕭衍為“南蘭陵人”這一問題的認同上是毫無二致的。歐陽修等人亦是這樣認為。所以，蕭子顯的《南齊書》在確定故裏問題上無可置疑。
蕭道成是蕭子顯的親祖父。蕭道成在建立齊朝的第一年（建元元年，即479年）即頒詔書說:“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複十年。”那時，曲阿縣(今丹陽）仍在，武進縣也同時存在。作為齊梁故裏第一發言人的蕭子顯，他在這裏隻寫武進縣，而不寫什麼曲阿縣(今丹陽），本身不就很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故鄉在哪裏了嗎？須知，他作為梁朝的史官，是在代表齊、梁蕭氏皇室在發言，其真實性不言而喻。武進縣之東城裏(今常州市萬綏)就是他們的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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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齊梁的第一個文人集團
——“竟陵八友”
齊、梁兩朝文學繁榮，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帝王本身的愛好與大力提倡;二是文人集團較多，其領導人物一般為皇子，如齊朝的
蕭子良，梁朝的蕭統、蕭綱等等。誠如唐代史學家李延壽在《南史?文學傳序》中所總結的那樣:“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而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文人集團，無疑當推“竟陵八友”！故裏人們一直對此有口皆碑。
“竟陵八友”文人集團，可以說是齊梁時期的第一文人集團，其組織者與領導人是蕭子良（460—494)，他是齊武帝蕭賾的次子，為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字雲英，南蘭陵(今江蘇常州市）人，封為竟陵王。齊永明二年（484),他“人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鎮西州”。西州，為諸王邸宅，位高權重。在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武十七王”中，有蕭子良“列傳”，說他“少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可見他人品很好，待人熱情，愛好學，事業心極強，很有威信與凝聚力。“竟陵八友”這個文人集團就是由他親自組織起來的。何謂“竟陵八友”？唐代史學家姚思廉在《梁書*本紀第一?武帝》（上）中說得很清楚:“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梁武帝蕭衍一引者注)與沈約、謝跳、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為‘八友’。”這裏所說的“開西邸”，就是指在京城建康(今南京）“築第西邸”。“西邸”不僅有諸王邸宅，還有揚州刺史官廨，它的重要地位僅次於宰相所居“東府”。“招文學”，就：
然而，這個文人集團的領袖人物卻不是蕭子良本人，而是曆經宋、
齊、梁三朝為’“詩伯文宗”的沈約(441一513)。沈約是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南）人，出身於江東世族，
但少年時家遭不幸，他即流寓孤貧，
發奮向學，直到四十歲左右，才在仕途與文壇上比較一帆風順，遂執文壇之牛耳，成為公認的領袖。沈約結識蕭賾父子，是早在宋後廢帝元徽四年。齊建元元年（479),蕭長懋封為征虜將軍，鎮守雍州，便任命沈約為“記室，帶襄陽令”。蕭長懋立為皇太子後,又任命沈約為東宮步兵校尉，掌握書記，校四部圖書，不久升為太子家令、太子右衛軍，兼著作郎、黃門侍郎、禦史中丞等要職，還受詔編修《宋書》。沈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才為蕭子良所賞識的。沈約與蕭衍友善，蕭衍以梁代齊稱帝後，沈約先後被任命為尚書仆射、封建昌縣侯、太子詹事、尚書令、太子少傅，成為昭明太子蕭統的業師。沈約著作宏富，除詩歌與創建聲律外，著作有:《晉書》一百一十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文集》一百卷，等等。作為文壇旗手，他還獎掖提攜後進，如王筠、何遜、劉勰、謝舉、何思澄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名家，活躍於文壇都與他的幫助有關。由此可見，他為齊梁文學與文風的繁榮，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竟陵八友”文人集團有這樣幾個突出之點：
第一，年齡懸殊，各有所長。
除了沈約外，其餘七人的情況是:範雲（451—503年），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人，是齊梁文壇上地位僅次於沈約的重要詩人和文學家，博學多才，由於他又能識讀秦刻篆文，為人機警明瞻，廉潔自持，因而頗為蕭子良所賞識和重視；王融(467—493年），為琅邪臨沂（今山東)人，著名詩人和駢文家，他精於音律，與沈約、謝跳同為“永明體”詩歌的創始者;謝跳(464—499)，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南朝詩人中繼謝靈運、鮑照之後，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他與王融、沈約同創聲律之說,亦是一位駢文大家;任昉(460—508)，安樂博昌（今山東博興）人，是當時寫作應用文的高手，時人有“任筆沈詩”之美譽，也是齊梁時的一位重要詩人;陸倕（470—526)，吳郡吳縣(今蘇州市）人，善作文,蕭綱在《與湘東王書》中，“以謝跳、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並舉”對其文章稱讚有加，他也是一位著名詩人;蕭琛(465—531年），南蘭陵（今江蘇常州市）人，少時聰明，有辯才，好音律與書法，擅議論文，也作詩，有《難範縝神滅論》等四篇文章及詩歌四首存世；蕭衍(464—549)，南蘭陵(今常州市）人，其著作之多，在中國帝王之中或可推第一。《梁書?本紀第三?武帝》說他著作超過千卷，內容涉及
文史、禮、樂、佛理、玄學，乃至博弈等各個方麵。“竟陵八友”真是個個知識淵博，多才多藝，各有擅長。
這八位文友加入“西邸”時，他們年齡懸殊很大。比如，沈約比蕭衍大二十三歲，比範雲大十三歲，比任昉大四歲。謝跳與蕭衍同歲。王融小蕭衍三歲，小陸倕六歲，而陸倕此時還是個乳臭未幹的十三四歲的孩子。蕭琛的年齡可能比蕭衍要小好幾歲。盡管他們年齡如此懸殊，甚至出身門第也有高低（其中王融、謝跳門第最高），但他們誌同道合，愛好文學,彼此十分友善。所以，當時許多非此集團的文士也十分仰慕，投往西邸。
第二，信奉佛教，弘揚佛理。
“竟陵八友”，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他們還從事佛理的研究，個個信仰佛教。據“武十七王”列傳記載，蕭子良篤信佛教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還“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見也”。他還親自召開由眾多僧人參與的，與無神論者、他的門下範縝進行辯論集僧難之”。這表明“竟陵八友”參與了佛理研究與辯論活動。
蕭衍加人這個文人集團時，其才剛踏上仕途。他原先信奉的是儒教、道教，但此後便篤信佛教，以至稱帝後成了“菩薩皇帝”，創“三教同源說”，把佛教作為“國教”弘揚。探究其原因，不能不說是與他在西邸受到了熏陶有關，在信仰上才有如此重大的轉變。
第三，互相幫助，獎掖後進。
在這方麵，“竟陵八友”感人的故事很多。此處略舉幾例。比如，謝跳進人西邸時，他還隻是初露頭角，後來由於經常與沈約、範雲、王融等詩人互相唱和與切磋，在他們的幫助與影響下，素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他寫詩，無論抒情或寫景的技巧都十分出色。沈約曾獎掖他的詩說:“自二百年來未見此詩也。”再如，任昉在梁武帝天監二年(503)，由義興太守調入京師時，廉潔自持的他，竟沒有一件像樣衣服，沈約便立即主動派人送去衣服迎接。“竟陵八友”，他們不僅互相關心，互相幫助，而且對非集團成員的其他文士也樂於獎掖提攜。例如，範雲對劉孝綽、到沆等文士也十分關愛。沈約在讀了裴子野的《宋略》二十卷後，發現其敘事評論多善，便熱情加以鼓勵，並自謙地說道:“我不如他也。”他對於劉勰的《文心雕龍》也是推崇備至……正是由於他們的引領、提攜，並積極開展編纂書籍、互相唱和與切磋等文學活動，“竟陵八友”這個文人集團在當時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從而為齊梁文化的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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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範縝與齊梁蕭氏皇族的情結
範縝（450—510)，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神滅論》是他的代表作。他是南朝齊、
梁時的南鄉（今河南泌陽）人，與世居南蘭陵(今江蘇省常武地區）的蕭氏皇族有著很深的情結。
根據《梁書》的《儒林》記載：範縝，字子真，父範濛“早卒”。他“少孤貧，事母孝謹”，“卓越不群而勤學”。長大後，“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無所顧忌。然而卻頗為其師劉瓛（434—489)所嚐識。劉瓛素有名望，門多貴客，範縝雖布衣草鞋處其間，而無一點羨慕他人之意。
範縝與齊梁蕭氏皇族的情結，主要體現在他與蕭琛、蕭子良和梁武帝蕭衍三個人的關係上。
蕭琛(465—531)，《梁書》卷二十六“列傳”有介紹：字彥瑜，為南蘭陵人，“父惠訓，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堂伯）惠開撫其背曰：
4必興吾宗，”。蕭惠開是劉宋孝懿皇後蕭文壽的弟弟蕭思話的長子，蕭思話累官至宰相。宋《鹹淳毗陵誌》記載，在武進縣奔牛鎮西，有黃門侍郎蕭惠開舍宅所建“禪鄉寺”，宋朝時改名“能仁禪寺”。史學家稱蕭思話這一支居住於南蘭陵武進縣境內的蕭氏為“皇舅房”。範縝與蕭琛是什麼關係？《梁書》在範縝的“列傳”中講得非常清楚：“唯與外弟(表弟)蕭琛相善。”這就是說，他是齊梁皇族的親戚，蕭琛年少時很聰明，有才辯，伶牙俐齒，但每次與表兄範縝論辯，他都服輸。然而這絲毫不影響表兄弟之間的親密關係，他倆都很有雅量，珍視親情。
蕭子良(460—491),《南齊書》卷四十“列傳”之“武十七王”中有記載:他，字雲英，是齊武帝蕭賾的次子，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封“竟陵王”。齊永明元年(483年），任南兗州刺史。第二年,遷護軍將軍兼司徒。第五年，正位司徒（宰相）。蕭子良尤愛文學，重視與愛惜人才。他“開西邸，招文學”，組織與領導了齊梁時代第一個文人集團“竟陵八友”,將沈約、謝跳、蕭衍、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等文人學士羅致在幕府“西邸”。範縝也列在其中，並且他還是範雲的堂兄呢。追溯範縝對蕭子良的敬慕，很可能是在永明初年。那時，蕭子良曾想聘請範縝的老師劉瓛為“記室”，劉瓛沒有答應，蕭子良仍幾次上門去拜謁，其真誠給範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後來，蕭子良“招文學”，他便與堂弟範雲、表弟蕭琛等人投奔“西邸”了。由此可見，範縝看重的並不隻是親情，還主要是蕭子良的人品與才情。
蕭衍(464—549)，即梁武帝。他愛好文學，與王融等人關係尤好。他進人“西邸”，成為“竟陵八友”的核心成員，與大家相處甚好,對範縝也“見之甚悅”。範縝從此也一直珍惜他與蕭衍的友情，以至蕭衍後來稱帝後，他便一直在其手下。蕭衍也始終以“西邸之舊”任用他。
範縝與蕭氏皇族的關係，不僅僅是親戚，而且還是朋友與同事。雖然蕭子良、蕭琛、蕭衍等人都是有名的有神論者，篤信佛教，而範縝是個無神論者，不信佛教，有時會與他們唇槍舌劍，爭論得麵紅耳赤，
甚至還會受到他們發起、組織的“集僧難之”，或幾十位名流碩學、王公朝貴的圍攻、責難，但他從不因此就與他們計較、反臉，始終以情誼為重，可見他襟懷之坦蕩。同樣，蕭子良、蕭衍等人，也從不因為範縝的信仰和思想與自己格格不人，水火不容，而利用手中的強權去排斥、打壓他，要他放棄觀念，甚至對他進行政治迫害，而是依然照樣信任、重用，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啊。例如，早在齊武帝永明九年，範縝在蕭子良手下時，已累官至“尚書殿中郎”。齊武帝想與北魏通好，要挑選幾位為學之士出使北魏，蕭子良就先後推薦範縝與蕭琛、範雲等人出使，並使他們因此“名著北國”，範縝歸來後，升職為領軍長史、宜都太守;再如，蕭衍以梁代齊後，自己迷戀佛教到連國家都不要的程度，此時範縝並沒有因為他是皇上就不批評他，屈從他，放棄自己的主張與思想，而蕭衍也依然重用他，任命他為晉安太守。天監四年(505),又提升他為尚書左丞。這年夏天，蕭衍宴請群臣,請大家講真話，批評自己，範縝就認為蕭衍要提升謝礎，免去王亮官職不妥當，而任昉就上書要求蕭衍處分範縝。蕭衍雖然下了“璽書”，責怪了範縝，還把他外放到廣州去，但在天監六年就把他調回京城建康，授為中書郎。天監十年，又提升為國子博士，直至病卒於任上。所有這些事例，都說明了範縝與齊梁蕭氏皇族的關係還是十分親密的、融洽的，他的《神滅論》之所以能在當時流行並傳世，亦與蕭衍等人的雅量與寬容是分不開的！今天我們從範縝與蕭氏皇族的情結中，是可以深悟出一些為人、為學與治世之道的！這是齊梁故裏與齊梁文化的一筆巨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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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敗麥田”的故事
“敗麥田”，是個悲壯的故事。故事要從惹起這次禍變的朱溫講起。朱溫是唐朝的一個叛臣，他先投黃巢,後又歸順大唐。奪得軍權後，他又於唐光啟元年（885)進行叛亂，在唐昭宗天佑四年（907)反唐，建立所謂的後梁王朝，自封後梁太祖，改元開平，從而在中國曆史上開創了“五代十國”的亂世。
朱溫滅唐後，為了打退各地討伐他的唐軍，開始了南征北戰，也把戰爭打到了齊梁的祖宅地萬綏。
當時住在萬綏的蕭家人大都是些老弱病殘，年輕人都在外或做官，或經商，或從軍。但是蕭氏族人生性剛強，從不屈服，雖然年老體弱，但絕大多數都是行伍出身，有兩手武藝。當朱溫帶著大批軍隊一路燒殺，到達萬綏後，蕭氏族長便發出抗擊的命令，一方麵讓武功高強的人保護老弱病殘向南撤退，另一方麵又命令退役將士、家丁護勇、僧人道士等都拿起武器，狙擊叛軍，展開血戰。
朱溫蠻勇凶桿，手下的兵士又都是焊匪出身居多，再加自己又早已有令在先：凡攻下一個城鎮後，士兵可以自由活動三天。這所謂“自由活動三天”，就意味著可以任意燒殺搶奸，因此有的士兵匪性大發，凶殘無邊。
蕭氏家族是個南征北戰，生性勇猛，從不服輸的家族，怎肯俯首聽命呢？麵對朱溫軍隊的屠戮自然拚命抵抗。一時間，蘭陵古城刀光劍影，呼聲震天，直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但終因寡不敵眾，又是老弱殘兵居多，蕭家軍傷亡超過大半。為了保護老弱，族長不得不含淚下令撤退，邊打邊撤，帶著婦幼，抬著傷員向南撤去。
再說蕭家軍護著老弱邊戰邊退，朱溫叛軍仍緊追不放，狂呼著要“殺盡蘭陵蕭家人”,邊追邊殺，見一個殺一個，並迂回進行包圍，形勢十分危急，眼看全族人有被殺光的危險。
這時，蕭家軍護著老弱已退到南門外的曠野中了。族長急中生智，忙吩咐各家家人，把隨身帶的金銀財寶、珍珠瑪瑙等等一路拋在地下。這辦法倒真有效，叛軍見財眼開，見到金光閃閃的元寶、戒指，見到珠光閃爍的珍珠、寶石，一個個都紅了眼，低下頭來在田野中尋找、搶奪，甚至還發生了火拚。蕭家人就這樣跑一段，拋一段，反複了幾次,終於有不少人逃出叛軍的窮追猛打。老弱又借機四散到周圍的田野、村莊中。而善戰的男人則一路向南跑去，一直逃到比較安全的地帶。故裏的其他姓氏的人們，也紛紛把蕭家的老弱與孩童藏了起來
所以，後人就把這個蕭家人拋珠寶的地方稱為“敗田裏”。人們不禁要問:叛軍為何要提出“殺盡蘭陵蕭家人”的口號呢？這還要從叛軍的頭頭朱溫的朱家與蕭家的關係說起。
南蘭陵蕭家的後代中有八人曾在唐朝先後為相，在曆史上留下了天下“李蕭各半”和蘭陵“八葉飄香”的美談。這八個唐相中的最後一個宰相叫蕭遘，他和朱家結下一筆怨仇。事情是這樣的:唐光啟二年(886年）時，朱家在唐朝奪到了軍權，掌握了朝政，準備造反，第一個動作就是由朱玖提出另立新君的主張。這個分裂的主張當即遭到宰相蕭遘的堅決反對，拒絕草擬告示，從而使這次“嚐試”失敗了，從此朱家恨死了蕭遘。後來，唐僖宗被田令孜挾持去寶雞，又遭到蕭遘的反對。光啟三年，朱玖事敗被殺，蕭遘卻反而遭陷害，被唐皇賜死。朱家人卻不認這個賬，總認為朱玖的死是由於蕭遘阻止起事而造成的，對蕭家恨透恨絕。蕭遘自裁後，依當時的法令，子孫要受株連，所以他的第二個兒子蕭楨隻能遠避安徽。蕭楨當年曾任江南節度使，手握兵權，在朱溫之亂和後來唐被滅亡後，蕭楨與李家的後代結盟共同在江西、安徽等地打擊朱溫的軍隊，這就使得蕭、朱兩家的冤仇越結越深。必然要提出“殺盡蕭家人”的口號了。
戰爭結束後，南蘭陵的城內城外遍布蕭家人的死屍。朱溫軍隊在城內搶劫一空後，又放火把當年蕭家的花園、住宅、家廟也都燒了才撤走。
當地的居民見到蕭家人遭此慘殺，不由得嚎啕大哭。他們一方麵把藏起來的蕭家老弱婦幼送出縣境，轉移到安全地方去，以免朱溫卷土重來，另一方麵還發動鄉親全力以赴，把城內外蕭家人的死屍全部運到一處，挖了一個大坑，全部埋葬，並種上許多樹，以免朱溫兵來鞭屍焚屍。若幹年後，這裏的樹長得非常茂盛，有的一直到民國時還是鬱鬱蔥蔥的。
故裏的人是善良有同情心的，自從朱溫大屠殺後，他們每年清明、七月半，總得到那裏去燒香叩頭、燒紙錢，有的還會咬咬牙罵幾句“朱溫反賊”。
蕭家人在齊梁故裏的六百年曆史就這樣劃上了一個悲壯的句號。自朱溫大屠殺後，從萬綏跑出去的蕭家人都四散在周圍的地區，
暫時改名換姓，隱蔽起來①。直到北宋建立後，他們才敢公開活動，恢複自己的身份。但蕭家人畢竟是強者，北宋建立後，他們在萬綏周.邊幾十裏的範圍內又逐步建起了許多以蕭字開頭的村莊，又在那裏發達起來，據現在統計，現在周邊地區以蕭字頭命名的村，如“蕭家村”、“蕭家巷”、“蕭家塘”、“蕭巷”、“前蕭”、“後蕭”、蕭墳頭村等村落就有18個。今常州市有蕭姓人口7000多，他們大都是南蘭陵蕭氏的後裔。而由南蘭陵遷徙海內外的子孫後代,不久又發展強盛起來，英才輩出，譜寫出新的輝煌曆史篇章。
注①:據海南省電大一位“簡”姓退休老師說，他們家譜上有記載，本是梁筒文帝（蕭綱）的後代，後隱姓改姓“簡”；又據《武進縣潘家鄉誌》第二章《名勝古跡》引清《武進陽湖縣誌》載：該鄉牌樓村東板橋西有“蕭丼”，東板橋的蕭氏宗族是齊高帝蕭道成後代，因以後“生怕惹禍，遂改姓徐氏，故至今東板橋徐氏還有4生為徐，死為蕭’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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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武進黃山的來曆
黃山，也叫“小黃山”、孟城山，
在今常州新北區孟河鎮西北不遠的長江邊，是寧鎮山脈的餘脈。之所以叫“黃山”或“小黃山”，這裏麵有一個古老的傳說。
相傳戰國時期，楚國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臣姓黃名歇（？一前238)，是一位才華橫溢具有遠見卓識的年輕政治家。楚頃襄王時，任左徒。楚太子“完”（即史稱的“考烈王”)登基即位後，便任用黃歇為相國，其門下有三千食客。當時秦國強盛，不斷向中原諸侯各國發動戰爭，攻城略地，致使許多諸侯國家滅亡。當秦國兵圍趙國都城，趙國國君派使者向楚國救援時，黃歇力諫考烈王出兵抗秦，終於打退了秦國軍隊的進攻，解了邯鄲之圍，楚國名聲因此一時威震天下，使秦國不敢再輕舉妄動。黃歇也因此與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嚐君齊名，名曰：“春申君”。
黃歇之所以被稱為“春申君”，是因為考烈王先將淮北地12縣作為封邑褒獎他。後來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又將江東(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市一帶，中心是吳，即今蘇州）作為封地賜給了黃歇。上海簡稱“申”，黃浦江又叫“春申江”，上海市有“黃浦”、“歇浦”等地名，也是因為後人紀念黃歇春申君的緣故。
楚國成為“七雄”、“五霸”之一後不久，不幸的是楚王室發生了內訌，爭權奪利，考烈王也因此被殺，楚國國力從此江河日下。春申君對此非常痛心與失望，便萌生退意，悄悄來到其封地內的這座瀕臨長江的大山中潛心讀書，過起了隱居生活。因為他姓黃，又曾在毗陵即常州武進治水，使芙蓉湖成了良田，莊稼豐收，深為老百姓愛戴與文人墨客所敬仰，人們便將他讀書處的這座山叫做“黃山”或“小黃山”了。
孟河醫派四大名醫之一的費伯雄先生（1800—1879)，是土生土長的孟河(城)人，少年時曾多次與小朋友們上黃山踏青、遊戲。成年後，更是對黃山情有獨鍾，多次獨自或與親友們攀登黃山，在黃歇讀書處憑吊，流連忘返,發思古之幽情，表達對春申君這位偉大先賢的敬仰之情，寫下了著名的《遊黃山記》這篇膾炙人口的散文。費先生文章一開頭便將黃山名字的來曆講得一清二楚:“山以黃名，誌舊跡
也。昔者春申君嚐讀書於此，因以名。”由於黃山“其山下有竹林，特產方竹。迤北為漁莊，板橋三尺，流水一灣，竹徑茅廬，鱗次櫛比，宛如在畫圖中也。登高東望，大江接天。沙鳥風帆，出沒變現，隆冬雨雪，雲氣鬱然，雪色江蘆，千裏一白。一年之內，致各不同”，堪為世外桃源。於是，打這以後，連種田的或打魚的人都紛至遝來，“欲求春申君之故址”,黃山也因此名聞天下，尤為遷客騷人，特別是那些意欲退卻士林官場的清高之士所羨慕和向往。
公元318年左右，作為漢相蕭何之後、曾任淮陰令的蕭整,在“永嘉之亂”後的東晉初，率大批族人南渡來到這黃山腳下的“武進縣之東城裏”，即今孟河萬綏一帶定居，生根開花，繁衍子孫，使常州成為全國蕭姓三大地望（山東棗莊市、山東蒼山縣、江蘇常州市）之一，推究原因，除了這裏富饒,社會比較安定，有利於休養生息外，個中或許還包涵著蕭整及其族人們對春申君的敬仰，有一種以他為榜樣的情結吧！昭明太子也曾在此築室讀書，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