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名人軼事掌故和民俗(1 / 3)

第三部分 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名人軼事掌故和民俗

一、齊高帝蕭道成的襟懷

蕭道成(427—482),字紹伯,小名鬥將,是從南蘭陵(治今江蘇常州市西北)走上中國政治曆史舞台的齊朝開國皇帝,即齊高帝。蕭子顯的《南齊書》本紀第二《高帝下》,說他“上少深沉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確實,他襟懷坦蕩,待人寬宏大量,史書上和民間有不少關於這方麵的記載與傳說。

蕭道成的父親蕭承之,是劉宋王朝的外戚疏屬(劉裕的繼母為南蘭陵蕭氏),因為軍功卓著,累官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右軍將軍。蕭道成子承父業,也因屢建軍功,官至南兗州刺史,升為中領將軍。不久,

就掌握了劉宋王朝的軍政大權。

據《南齊書》載,宋明帝劉或“常嫌太祖(即蕭道成,引者注)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雲‘蕭道成當為天子7”,“愈以為疑”,對他—直不放心,存有戒心。宋明帝在劉宋王朝齊高帝蕭道成像 骨肉相殘的殘酷爭鬥中,不但殺盡了宋孝武帝劉駿的所有兒子,而且還把自己僅存的五個弟弟殺掉了四個,隻剩下一個為江州刺史、桂陽王的弟弟劉休範。公元472年,劉或卒,其子劉昱繼位。劉休範起兵揮師直搗京城建康。當時,蕭道成為右衛將軍,他立即指揮防城軍隊堅守台城。同時,又派黃回、張敬兒詐降於休範,並乘機殺了他,才終於挽回局勢。元徽四年(476年),蕭道成殺了後廢帝劉昱,立順帝劉準,遂為司空驃騎大將軍,輔政。這時候,許多人都認為宋皇室氣數已盡,勸說蕭道成取劉宋政權而代之,而大權在握的蕭道成也有此意了。

有一天,蕭道成把謝腦(441一506)請到府內,屏去左右心腹對謝飿說出自己的心思,希望謝礎能為自己出謀劃策,助一臂之力。謝礎原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是謝莊(劉宋時的詩人)的兒子,又是吏部尚書謝瀹的兄長,當時與諸炫、江教、劉俁人侍宋順帝,時號為宋順帝的“天子四友”,平素亦與蕭道成關係親密,為人素重名節。謝礎聽蕭道成這麼說,竟一直一言不發。蕭道成再三要求,要他無論如何要幫助自己,拯救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並任命他為左長史。然而,謝礎卻用晉人石苞堅守名節的事例委婉勸止,還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參與。公元479年,蕭道成代宋自立,建立了齊朝。當時,謝礎正做侍中(官)。按照慣例,他應解下侍中的印綬。可是,謝飿偏偏不這樣做,還把印綬當作枕頭睡覺。繼之,他才快步走出府第,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蕭道成的兒子蕭賾見謝礎如此氣傲,藐視父皇,便很想把他殺掉。蕭道成卻加以勸阻,說:“此事萬萬不可,他是個有名節的人,就應當寬容於法度之外。”於是,便同意放免謝礎回家居住。由此可見,蕭道成並沒有因為謝礎沒有幫助自己登上皇位,而對他有所忌恨或報複。後來,海陵王蕭昭文當了皇帝,也是因為出於太祖蕭道成對謝月出的寬宏大量與尊重,又讓謝礎出任侍中。不久,宣城王蕭鸞陰謀篡奪皇位,要求謝礎暗中幫忙,謝礎當即表示拒絕,固求外出,為吳興太守。其後,曆有征召,他均不受。直到梁武帝蕭衍建立梁朝,他才於天監二年(503年)被“征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這件事,宋代洪邁的《容齋隨筆》有所記載,但不怎麼詳細。試想想,如果不是當初蕭道成的雅量與寬容,謝礎後來會有如此榮耀和好名聲嗎?

蕭道成不但“博涉經史,善屬文”,而且“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眾”,因而也是齊朝時的一位著名書家。在書壇,留有一段佳話:

早在劉宋文帝時期,王僧虔(426—485)的聰明天才就引起了皇上的注意。王僧虔是琅邪臨沂人,是右光祿大夫王曇首的兒子,“弱冠,弘厚,善書法”。《南齊書》卷三十三有傳,說“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升為秘書郎、太子舍人,與袁淑、謝?莊素友善。後來,因宋孝武帝“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至齊,建元元年(479),王僧虔轉為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今南京江寧一帶)。“二年,進號左衛將軍,他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當時,他了解到“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之事,便上書給蕭道成,指出:“湯(藥)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人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製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蕭道成作為皇帝,不但虛心接受了他的批評,而且還采納了他的意見,立即詔令廢除冤暴,徹底追查地方上暗中操作“用湯殺囚”的非人道行徑。從此,他更認定王僧虔為自己的知己與同好,彼此過從甚密。

蕭道成愛好書法,即使做了皇帝,國務很忙,他也“篤好不已”,餘暇經常與王僧虔切磋書法,向他學習,從不以君王自居。而王僧虔對他也很尊敬,曾獻吳大帝孫權及張芝、索靖、王導等人書跡十二卷於齊高帝。有一次,蕭道成與王僧虔比賽書法。他對王僧虔說:“我們兩人,誰為第一?”王僧虔不無幽默地回答道:“若論大臣的書法,我是第一。倘論皇帝的書法,你陛下是第一。”蕭道成聽了不由點頭笑道:“卿可謂善自謀也。”你們瞧,蕭道成顯得是多麼的坦然!他對王僧虔沒有半點兒妒嫉之意,這也正是書法有大進的一個主要原因。另外,他對時人品評他的棋藝為“第二品”,也怡然自樂,欣然接受。

蕭道成即皇帝位後,身上從“不禦精細之物”,衣著十分簡樸。他曾對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製始自大明宋,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複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正是在他的倡導與身體力行下,“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瓜,用鐵回釘”,一時養成了節儉的好風氣。他還曾多次說過:“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看得出來,他很有雄心壯誌與治政方略,亦很想以身作則為天下表率,移變風俗。但是十分遺憾,他僅在位四年就i射世了。然而,他臨終前對司徒褚淵、左仆射王儉的一番話,不僅表達了他的襟懷與希望,同時也值得我們今天好好細品:“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籍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複何言?!”可歎的是他的兒孫們竟將他的遺訓忘得一幹二淨,致使齊皇室重蹈劉宋王朝覆轍,骨肉相殘,導致齊朝僅存了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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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帝第一”蕭道成

公元427年生於武進縣東城裏(今常州新北區萬綏),於公元479年取代南朝劉宋建立了南朝蕭齊王朝的蕭道成,不但是一位有著開朝立國的政治抱負,

並曾誇下“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海口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一名“博學能文、工草、隸書”,有“書帝中第一”之稱的書法家。他在中國書法史上還留下了君、臣同書比高低的絕妙佳話,坊間更是讚口不絕。

蕭道成是“7欠嘉之亂”後,於公元318年左右避居武進東城裏的淮陰令蕭整的四世孫。他少年期間,曾遵循時為南朝宋漢中太守、後加龍驤將軍的父親蕭承之“詩書傳家”的蕭氏祖訓,師從雷次宗習《禮記》、《左傳》,並開始臨名帖、研書法,由此打下了良好的書法基礎。M歲投筆從戎,四方征戰38載,戰餘期間“唯書為上”,書藝日趨精湛。公元479年稱帝後,他總結南朝劉宋政權崩潰的教訓,圖革治、施善政、蠲租布、崇節儉,一係列的治國政略贏得了臣民讚譽。在日理萬機之餘,奉書法為至上,勤研不息,史評日:“及即位,篤好不已。”蕭道成當政時,君側不乏書法名家。特別是與時任本朝侍中(宰相)的王僧虔成為了書法摯友,共論書道時已無君臣之分,唯有書藝之究。王僧虔(426—485年),字簡穆,王羲之四世族孫,是南朝著名書法家、書論家,通文史、精音律,自小得家傳,工隸、行、草書。據說宋文帝劉義隆偶爾得見其所題的白絹扇麵讚歎道:非但書法本身超過王子敬(王羲之),相比之下骨力內涵更是不俗。此後,梁武帝讚其書法為“如王、謝家子弟,縱複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王僧虔還有《書賦》、《論書》、《筆意讚》等書法理論著述傳世。建元中,齊高帝蕭道成召王僧虔比試書法。雙方書罷蕭道成問:“誰為第一?”王僧虔聞言細思:“自己書藝當在高帝之上,若言座二,一有逢迎之嫌,二己心有不甘。如若稱己為‘第一’,高帝居其次,實為不妥。”於是巧妙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蕭道成聞言笑道:“真可謂善自為謀。”書道、政道、君臣道,在齊高帝與王僧虔之間的一問、一思、一答、一笑的過程中,體現得妙不可言傳。這一場宮廷內的書法比試為齊高帝留下了“書帝第一”之雅號,並成為書法史上的經典故事。

齊高帝的草書揮灑自如,通篇猶如行雲流水,一氣嗬成,氣定神收,確為書法中之上品。可惜由於年代久遠,真跡存世僅有《破岡帖》四行23字,並著有《名畫集》,已佚,這不能不說是齊梁文化的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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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蕭道成為何不重用同鄉丘巨源

在南朝宋、齊間的著名文人中,

丘巨源(?一485年)亦是一位很有才氣和成就的文人,為南蘭陵(今江蘇常州市)人。他與齊高帝蕭道成是同鄉,又曾是同僚,著有《集》十卷,《錄》一卷,可惜後人在唐朝修《隋書》時皆散佚,僅存詩二首、文三篇傳世,其文風典雅。然而,無論是在蕭道成登基前或登基後,丘巨源這位同鄉,卻始終沒有得到封賞、提拔重用,這是為什麼呢?這裏麵有故事。

關於丘巨源的生平事略,在《南齊書》之“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中,有詳細記載。他少時被舉為“丹陽郡(治所在今南京江寧)孝廉”,得到了宋孝武帝(劉駿)的賞識,被認為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才。大明五年(461年),宋孝武帝下詔書,讓丘巨源協助尚書右丞、著作郎徐爰(394—475年)撰寫國史。丘巨源從此踏上仕途。宋明帝劉或即位後,也對丘巨源的文筆非常欣賞,常令他“使參詔誥”,作為自己的“鎮軍參軍”。丘巨源也因此與日益位高權重的同鄉蕭道成成為同僚,彼此過從甚密,算得上是知己朋友。劉宋後廢帝(劉昱)即位的元徽初年,桂陽王劉休範在尋陽作謀反準備,拚命羅致人才,認為丘巨源“有筆翰”,於是就想用錢物收買他,並“遣船迎之”。但是,丘巨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不想為虎作倀,便通過蕭道成向朝廷告發。蕭道成還讓他“於中書省撰符檄”,草擬了聲討劉休範作亂的文告。不久,劉休範的叛亂就被蕭道成統率的軍隊平定了,劉休範本人也身首異地。丘巨源認為在平叛中,自己的功勞很大,便致書蕭道成的好友、尚書令(相國)袁粲,希望他奏明皇上,能封賞升官。但是,袁粲這個人“位任雖重”,但“無經世之略”,“又疏好放酒”,根本就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丘巨源在失望之後,對蕭道成這位已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同鄉,也很有怨氣,認為他沒有幫忙。事實上,丘巨源這時候並不真正了解朝廷爭鬥已愈演愈烈,皇帝對蕭道成、袁粲、褚淵等人早有疑心與戒心,蕭道成等人也已察覺了這一點,並想“引咎解職”,隻是沒有被批準而已;另一方麵,蒼梧王對蕭道成“深相猜忌,幾加大禍”,想進行謀害。後來,蕭道成的兒女親家、荊州刺史沈攸之(蕭道成的長女嫁給沈攸之的第三子沈元和為妻),“陰有異圖”,企圖作亂,被身在華容的高道慶覺察了,告發朝廷,並“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當時,蕭道成雖保證說沈攸之不會叛亂,但後來沈攸之還是真的謀反了,朝廷便命蕭道成前往征討。丘巨源又為蕭道成作《尚書符荊州》,開列沈攸之的罪狀。沈攸之作亂被平定後,丘巨源自以為功勞大,又希望得到封賞提升,但結果仍為南柯一夢。於是,他對已身為相國的蕭道成心懷不滿,認為他一點不顧念詞鄉之情與友情。直至蕭道成以齊代宋的建元年間,丘巨源才被任用為尚書主客郎諸職,以後又讓他去武昌任太守。然而,他“不樂西上”,於是蕭道成隻好改讓他為“餘杭令”,但官階仍然不高。齊武帝(蕭賾)永明初年,明帝蕭鸞出任吳興太守,鬱鬱不得誌的丘巨源平素對蕭鸞一直就沒有好感,認為他品行極差,便作了一首《胡秋詩》予以譏諷,結果遭來了殺身之禍。

蕭道成是一位比較開明的皇帝,《南齊書?高帝本紀》說他“用下

以才,鎮民心德”,說明他是很會用人用才的。那麼,他何以對丘巨源這位同鄉才子始終不予重用呢?考量蕭道成的為人,他確實如正史上所評價的“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從諫察謀,以威重得眾”,想來他一定是為了“端已雄晬,君臨尊默。包括四海,大造家國”,以家國利益為重,嚴於律己,不給旁人留下非議!這一點,在任用人事問題上,可以作為一麵鏡子,以古鑒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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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昇明三年(479)四月二十日,漢相蕭何二十四世孫蕭道成在建康(今南京)接受南朝宋順帝的禪位。四月二十三日,蕭道成登基,改國號為“齊”,史稱“南齊”,是為太祖高皇帝。

蕭道成登基後,雖然百廢待興,國事纏身,但時時牽掛著自己的桑梓——武進。在他當皇帝的第四個月,即建元元年(479)七月就頒下了著名的“惠鄉詔”。詔書,也就是後人所說的“聖旨”。武進邑人則稱此詔為“恩詔”,詔中曰:“丁已,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複十年。”意思是南蘭陵是他的祖居桑梓地,長期免除一切苛捐賦稅,武進縣是成就他帝業的根基,享受十年免繳賦稅的待遇。這個詔書言簡意明。人們都知道武進就是南蘭陵,詔書中怎麼分為兩個地方,而且享受不同的優待呢?詔書中的南蘭陵指哪些地方?桑梓本鄉與王業所基又有什麼區別?要弄清楚這兩個問題,故事還必須從西晉時“八王亂中原”說起呢!

晉元康元年(291),晉皇室的“八王”為爭朝權互相傾軋,釀成遍及整個北方地區並長達15年的大規模戰亂。此後的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又發生了劉聰遣呼延晏攻洛陽、虜懷帝、殺太子、滅宗室、屠百姓的“永嘉之亂”。中原和北方地區頻發的戰事和不穩定的政局,逼使皇室世族紛紛南遷,民間百姓也似潮水般湧人江南以避戰事之禍。據葛劍雄教授《中國移民史》記載:在這一時期內北方地區逃遷難民多達90餘萬人,是當時北方720萬人口的八分之一,進入江蘇境內達20多萬人。齊高帝蕭道成的祖先就是這一時期內的公元318年來到了江蘇武進。《南史?齊高帝本紀》有記載:“……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當時中原士族難民南遷,雖為求生的無奈之舉,但仍然有著十分嚴格的等級差異。皇室重臣可以進建康(今南京)等今天所說的省級城市,以下輔臣、郡守卻隻能進“地級市”。而蕭道成的四世祖淮陰令蕭整是縣令級官員,因此隻能進人縣級地域。他能夠進人距建康不是很遠、各方麵自然條件都比較優越的武進縣已經是不錯的選擇和待遇了。蕭整帶領族人順長江而下,沿漢光武帝劉秀“命開浦瀆達江滸”的古浦瀆河進人武進,在古武進縣城之東的東城裏上岸,蕭氏一族由此定居萬綏。以後,蕭氏旁係和蕭整家鄉的難民也陸續先後進人武進地域,在萬綏周邊的孟城、小河、青城、西夏墅、湯莊、奔牛等鄉鎮定居。東晉建武二年(318),晉元帝司馬睿根據進入江南各縣移民的情況,按原籍名稱僑置郡縣。武進縣內僑居了以蕭整為首的山東蘭陵縣難民,北名南用,僑置縣名為蘭陵縣。晉陵縣僑莒、東莞、姑幕三縣。曲阿縣境內(今丹陽)僑祝其、襄賁兩縣。公元420年宋武帝劉裕代晉立宋,對晉僑置縣名前均冠“南”字,於是僑置在武進縣境內的蘭陵縣又始稱為南蘭陵。

蕭道成是淮陰令蕭整的四世孫,公元427年出生在武進東城裏蕭氏祖宅。14歲舍學從軍征戰四方,初隸於雍州刺史蕭思話部下。宋明帝時因為戰功晉冠軍將軍,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守淮陰。隨後升任兗州刺史加督五州。泰始七年(471)被征人朝任散騎將軍、太子左衛率,進入朝廷中樞。宋後廢帝劉昱即位,蕭道成又因平亂有功升中領軍,加尚書左仆射(宰相)。昇明二年(478),蕭道成都督中外軍事,可帶劍上殿,人朝不拜,奏事不名。昇明三年再晉為相國總攬朝政,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朝已為蕭道成所掌控。當年四月,順帝遜位,蕭道成即位登基建南齊。

隻要看看這段蕭整進入武進的曆史背景,在武進縣境內僑置蘭

陵縣、後冠“南”字為南蘭陵的曆史進程,蕭氏一族在東城裏的定居和繁衍情況,齊高帝蕭道成“惠鄉詔”為什麼把優惠政策分成兩個層次的理由也就很清楚了。他的桑梓本鄉的南蘭陵區域就是指當年蕭整定居武進東城裏(萬綏)的蕭氏一族繁衍地,並包括來自山東蘭陵南遷人群在萬綏周邊鄉村的聚居區,即今天的常州西北萬綏、孟城、小河、青城、湯莊、西夏墅、奔牛一帶,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山東蘭陵的思念之情,對同為山東蘭陵後裔的體恤照顧之心,回報以萬綏為中心的南蘭陵區域對他的哺育之恩,所以他要長期免除這一區域內的稅賦。晉陵武進縣當年接納了蕭整一族,僑置了蘭陵縣,才有了一百餘年後蕭氏的發達,他才能建國稱帝,因此給予了免除稅賦十年的待遇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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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蕭承之巧用“空城計”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巧用“空城計”的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被世代人稱為“曠世奇謀”。到了東晉劉宋時期,同樣演出了戰爭史上的不朽場麵,是真正的“空城計”實戰,很為精彩,也很經典,其主演是出生於南蘭陵(今常州新北區萬綏)的蕭承之。蕭承之,字嗣伯(383—447),也就是蕭道成的父親。

《資治通鑒》(宋紀三)記載,南北朝時,宋文帝元嘉七年(430)文帝劉義隆派右將軍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征伐北魏,自淮人泗。戰爭開始,由於北魏采取暫時退卻,然後再圖進攻的緩兵策略,宋兵因此占領了洛陽、虎牢(今河南境內)等不少重地。但等到這年冬天,黃河冰凍,北魏便開始大舉反攻,洛陽、虎牢又相繼失守。庸碌無能、膽小怕事的到彥之不願聽從部下將士的謀略,決定放棄戰略要地滑台,焚舟南逃,結果導致宋軍從根據地全線潰退。當時,濟南太守蕭承之,手下隻有幾百名兵卒守城。現在眼見北魏調集幾十萬兵馬來大舉進攻濟南,顯然是敵眾我寡,兵臨城下,形勢十分危急。蕭承之少有大誌,才力過人,不愧是個軍事家,深知北魏兵攻城厲害。他懂得兵法,在沒有援兵的情況下,猛然想起了諸葛孔明,不禁計上心來,立馬仿效。於是他鎮定自若,臨危不亂,當即命令守城士兵隱藏起來,然後大開城門,自己坐在城樓以待魏兵。當時他的部將曾不無憂慮地說:“太守,敵眾我寡,你(指蕭承之)這樣未免太輕視敵人,太危險了。”蕭承之卻不慌不忙地說:“我們與我朝的大軍聯係已經被切斷,援軍來不了,現在是懸守空城,萬分危急。如果我們將所有軍士全部搬上城頭守衛,這就等於是向北魏兵示弱,最後隻能落個全城遭受屠殺的下場。所以我使用空城計,諒北魏軍隊不敢貿然進城,你們不必憂慮。”果然魏兵來到城下,看見城門大開,城上城內不見有將士守衛,疑有伏兵,探望多時,始終不敢前進半步,最終主帥隻好下令率領將士退去。此役,讓蕭承之名聲大震。

宋代詞人辛棄疾在《永遇樂》一詞中說,“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指的就是劉宋準備不足,用人不當的北伐戰爭。所幸蕭承之巧用“空城計”,因而保全了濟南,沒有落人北魏手中。這件戰事後來首先被《南齊書》記載了下來,流傳千古。在齊梁故裏武進民間,也廣為傳頌開,被載人《武進縣萬綏鄉誌》。蕭道成稱帝後,追封其父親蕭承之為齊宣帝。

餘忠良根據《武進縣萬綏鄉誌》等改編

六、 蕭衍用兵善備豫

梁武帝蕭衍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文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足智多謀,善於用兵,尤其重視戰前準備工作的謀劃。關於他用兵的故事,史書上和民間都有口皆碑。

毛澤東在評點《二十四史》的《梁書》、《南史》時,曾在《南史》卷六《梁本紀》上,引用唐代詩人羅隱《籌筆驛》的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用紅鉛筆加以批注,把梁武帝稱為“英雄”。宋代著名學者洪邁在其著作《容齋隨筆》中,有一篇短文《兵家貴於備豫》,其中主要內容就是稱讚蕭衍既有政治預見,又善於用兵的。文字不長,茲錄如下:

“蕭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這段文字,用現在的話翻譯,就是:“蕭衍鎮守雍州(襄陽)時,他已預見到蕭齊必將發生戰亂,便在暗地裏準備武裝,派人砍伐了許多成材的竹木,將它們沉到檀溪中去。竹木堆積如山,他都不拿出來使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察了他的用意,也在暗中準備了船槳數百張。蕭衍對齊用兵後,取出貯藏在水中的竹木裝在戰艦上,上麵用茅草遮

蓋著,事情很快就辦好了。諸位將領爭著要船槳,呂僧珍就拿出早先預備好的,每隻船艦上發兩張,爭議就平息了。”

洪邁記敘的這個故事,當然是有史料根據的。《梁書*武帝紀上》中有記載:

(齊)建武五年,蕭衍“行雍州府事”時,聽從了表舅張弘策的建議,“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

永元二年冬,蕭衍之兄蕭懿被害的密信傳來,蕭衍“秘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說齊東昏侯蕭寶卷“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他很希望各位“同心疾惡,共興義舉”。“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

在《南史》(梁本紀上)也有同樣記載,隻是文字稍有差異:“是日建牙(旗),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可見蕭衍的“多伐竹木,沉於檀溪”,是有備而來的。

毛澤東同誌對蕭衍用兵前夕,與谘議參軍張弘策等人商議,派人先去離間齊軍將領的一番議論,也就是孫子的“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極為讚賞,他作批注時,曾在這一頁的天頭上畫了三個圈圈。爾後,郢城之戰的七月,蕭衍“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吳)子陽。水涸不能艦”,“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漲,眾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眾盡溺於江”,很快便取得大捷。毛澤東又予以評點,他在該頁的天頭上批注了“打援”兩字。天監五年(506),北魏托跋英寇鍾離,兵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梁武帝遣右衛將軍曹景宗督眾軍援助義之,又命豫州刺史韋敷率軍配合,由於曹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並且又遇上“暴風卒起”,結果淹死頗多,梁軍隻好退守。蕭衍聞之,長歎道:“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眾軍同進,始大捷矣。”讀到這一段時,毛澤東在《梁書》卷九《曹景宗傳》旁,又加了圈圈,在天頭上寫下“此時梁武,猶知軍機”,對蕭衍軍事才能大加讚場。

我們從宋朝洪邁的稱讚梁武帝“兵貴於備豫”,到現代毛澤東這位卓越的軍事家對梁武帝用兵運籌帷幄,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戰的評點,不難看出:蕭衍的確是一位“英雄”,一位頗有軍事策略和指揮才能的軍事家,他能夠打敗齊朝軍隊,建立起梁朝,能坐在帝位上48年,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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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蕭衍退馬記

“蕭衍退馬”雖然是發生在梁朝京城內的一個真實故事,但在萬綏的民間卻一直廣為流傳。

故事要從梁武帝蕭衍講起。蕭衍是個戰將,但凡轉戰疆場的戰將一般都很愛馬,蕭衍自然也如此。有一天,他在京城看中了一匹全身雪白、背上有一條裏脊的戰馬,便讚不絕口。事後,那個馬主人見皇帝看中了自己的馬,忍痛割愛,立即將馬送來給皇上。蕭衍是個清正廉潔的人,當然不接受他人的贈送。馬主人連送了三次,被他拒絕了三次。馬主人沒法,便在一個暗夜把馬拴在蕭衍住地門口的一棵樹上。

第二天清早,蕭衍看到了馬後,心中很激動,非常感激送馬人的誠意,但還是決意不收。他想,若收禮的風氣一開,鑽營的小人就會送這送那,那還了得?於是他立即提筆寫了一封拒收的信,讓侍從綁在馬籠上,把馬放了。他知道好馬是識途的,這匹馬一定會自己跑回去的。馬主人看到了這封信,定會理解自己。

再說馬主人見到馬回來了,並且還有一封信,急急地打開一看,方知是皇帝禦筆,寫得情真意切,心中感慨不已,不由得把他連續四次送馬的情景回憶了一遍,思考了一番,終於理解了聖上的意思,也更尊敬當代的這個明君了。

第一次送馬自己是有些出於無奈。“天下皆王土”,皇帝看中了不獻出去不就要遭殃了嗎?於是把馬送去了,但沒想到被梁武帝當場拒絕。他急了,是不是由於自己沒有親自送去,犯下欺君之罪呢?他急忙去“負荊請罪”,跪拜在梁武帝麵前,陳述自己的心意。梁武帝當場向他敘說了身為皇帝不能接受的原因。他很感動,隻好把馬牽回來。回來後,他心中倒更不安了,感到梁武帝確實廉潔奉公。這時,剛值北伐,梁武帝常親自出戰,他想若這麼好的一個皇帝騎了他的這匹彪悍的戰馬去指揮作戰,不是會更好嗎?於是他又第三次送馬,當麵向聖上陳述心願,還發誓說:聖上若再不接受的話,他就要撞死在金鑾殿上。蕭衍被他的話感動了,用好言安撫,但他心誌如磐石,堅決要把戰馬送給聖上。聖上拗不過他,隻好派內侍把他和他的馬一起“押”了回去。臨走時他感動得嚎啕大哭。以後他就有了第四次偷偷地把馬係在後院的事發生了,但最終馬又被梁武帝放了回來。想到這裏,他又把那封信拿起來看了看。信中除了表示對他真誠的理解和感激外,還把以前說的那些話又說了一遍,最後寫道:“我是一個帝皇,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下麵的臣民。我天天警告自己,不能收任何人的任何賄賂。這已不是一匹馬的小事,而是一個關係到國家興衰的大事,請你無論如何要理解。”

他看著看著,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嘴裏不停地囁嚅道:“明主,明主,聖上真是個明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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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梁武帝與陳氏書樓

清《武陽合誌?古跡》中記載:“陳氏書樓,在武進安善西鄉奔牛鎮壩口,梁武帝微時與陳文表讀書相善,帝即位授以官,文表願還鄉教子,敕建陳氏書樓。明洪武時增加修葺,嘉靖乙卯兵毀,遺址尚存。”“梁武帝敕建書樓贈文表”,曾經是南朝梁時政壇上和文壇上的一段佳話,也是奔牛鄉間的一件榮耀事,一直在百姓中傳頌。

梁武帝蕭衍是蕭氏遷徙武進的始遷祖淮陰令蕭整的後裔,齊高帝蕭道成的族侄,出生在秣陵縣同夏裏三橋,幼年和少年時期曾生活在故鄉南蘭陵(今奔牛至萬綏間)區域。蕭衍從小聰慧,才華橫溢,愛好文學,更擅結交文友,後有“詩人皇帝”之譽。在今奔牛和萬綏之間留下不少有關梁武帝的史跡、遺址。蕭衍少年時居住在武進東城裏(萬綏)祖宅,習學於鄉間。其時,有奔牛陳姓士紳之子陳文表與蕭衍年齡相仿,誌趣相投,習學之間兩人結為好友,同窗共讀,攜手相遊,其樂無窮,在武進坊間留下了他們兩人幼時的趣事傳說:“東城旬半,奔牛半旬”說的就是蕭衍和陳文表形影不離,親如兄弟,相伴在各自家中留宿之事。“東城旬半”指陳文表隨蕭衍到東城裏蕭氏祖宅中住宿一旬半(15天);“奔牛半旬”指在東城裏住15天後,兩人再到奔牛陳文表家中住半旬(5天)如此循環不止,持續多年。“脫鞋擲菱女,沒於河”,說的是有一年中秋,蕭衍和陳文表在南蘭陵村坊河邊遊玩嬉耍,見一村姑劃盆采菱,蕭衍遊興頓起,要村姑上岸,讓他坐盆采菱,村姑不允,劃盆駛向河心。蕭衍情急之下,脫下鞋子擲向那采菱女,不料鞋子未擲中采菱女,反而掉人河中。事後,陳文表脫下自己的鞋子給蕭衍穿上,自己卻赤著腳隨蕭衍到東城裏,並在蕭衍家中過中秋節。後來蕭衍所作的著名的《江南弄》七曲中的《采蓮》、《采菱》,即以兒時自己所見、所思而作。他在《采菱曲》中這樣寫道:“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南蘭陵河塘密布,盛產蓮藕、菱角,梁武帝在詩中生動描寫了采菱女子冶妝豔容、蕩舟采菱的動態之美,也刻畫自己細膩的內心情感,反映了當時南蘭陵的風俗民情,更是對自己少年時趣事的追憶。

南朝齊建元二年(480),蕭衍舉家遷建康(南京),依依不舍地與陳文表分別。後來蕭衍在竟陵王子良西邸與沈約、王融、範雲等八人(號“竟陵八友”)共研文事時,曾相邀文表前去,但陳文表遵父親“耕讀傳家”的古訓未允。此後,蕭衍步人軍政界,出將人相,馳騁天下,與陳文表的往來才日漸減少。

公元502年,蕭衍代齊立梁,史稱“蕭梁”,是為梁武帝。他在操持朝廷國政的閑暇,經常想起少年時在南蘭陵的生活情景,特別掛念與自己情同手足的文表,多次遣臣到奔牛邀陳文表人朝為官。此時,文表父已亡故,但留有“奉母育兒,召不入仕”的遺囑。盛情之下,陳文表隨使臣人建康謁見梁武帝,表明不能人仕為官的原委,辭謝梁武帝的赤誠之邀。梁武帝尊重陳文表的選擇,他從小就知道文表喜歡書籍,便相攜其到典籍庫參觀。一生愛書如癡的陳文表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典籍,喜出望外,流連忘返,整整在書庫中看了兩天。梁武帝見文表授官不拜,贈金不納,唯對典籍如此鍾情,於是親自挑選了數十箱經典書籍,贈與文表。文表異常興奮,跪謝後與梁武帝所遣使臣一起,用馬車把梁武帝所贈書籍運回武進奔牛。

事後,梁武帝仍不能忘卻與文表的少年之情,心中總有遺憾,心想既已贈書於他,何不再贈書樓一座?於是便下了一道詔書,敕建“陳氏書樓”在奔牛壩口相贈陳文表。據說“陳氏書樓”匾額由梁武帝

親題,到清代時陳氏書樓遺跡尚見

九、“山中宰相”與“菩薩皇帝”

凡上過茅山的人都會知道“山中宰相”陶弘景,他與有“菩薩皇帝”之譽的梁武帝蕭衍有著不一般的關係,知道他們之間的一些掌故。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齊、梁時丹陽秣陵(今南京江寧)人,是一位著名的隱士學者和文人。他生於劉宋王朝孝武帝(劉駿)孝建三年(456),卒於梁朝武帝大同二年(536)。《梁書》卷五十一?列傳第四十五有《傳》,說他“幼有異操。

年十歲得葛洪(284—364),句容人,

自號‘抱樸子\晉代著名煉丹家——

引者注)《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誌”,“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博學多才。後來在齊永明十年(492)歸隱於句容茅山,居“金壇華陽洞宮”,自號“華陽隱居”。

陶弘景是著名的道士,信奉、研究與弘揚的,是以老莊思想為主要理論

支撐的、由神仙方術與丹鼎、符、占驗等巫術融合而成的道教;而蕭衍(464—549,字叔達),這位從我們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走上中國政治舞台,素有“菩薩皇帝”之稱的梁朝開國之君,他所信仰、研究、提倡、發揚光大的卻是“唯佛一道,是於正道”(見《廣弘明集》卷四《舍道事佛文》)的佛教。陶弘景與蕭衍可謂“道不同”,理應“不相謀”,但他倆為何偏又關係那麼親密,以至後者還把前者視為“山中宰相”呢?推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三點吧。

首先,陶弘景聰明博學,世事練達。

早在劉宋王朝末年時,陶弘景那時還不滿二十歲,他的卓異的才學就受到了時任宰相的蕭道成(427—482),字紹伯,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即後來齊朝的開國皇帝)的重視,被“引為諸子侍讀”。蕭道成以齊代宋後,想請他做官,問他:“山中何所有?”陶弘景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隻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此詩表達了陶弘景甘為隱士不願出山受封的心跡。齊武帝蕭賾在永明九年(491)就招封他為“奉朝清”,

他推辭再三,最後隻好接受。從此陶弘景“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不事郊遊,專心致誌。“朝儀故事,多取決焉”,因此朝野對其交口稱讚。他出身貧寒,曾希望外出做個小小“縣令”,但沒有如願,這頗令他心灰意冷,看破紅塵。第二年,他便“上表辭祿”,得到了恩準,朝野公卿為其餞行,“車馬填咽”,都說是自宋、齊兩朝以來從沒有過這樣的送別盛況,“朝野榮之”。可見他聲名之好,影響之大。陶弘景歸隱茅山以後,便在半山腰建立了道觀,然後又遍曆名山,尋訪仙藥。當時,與蕭衍、謝姚、王融、蕭琛、範雲、陸倕等人號為“竟陵八友”之首的文壇領袖沈約(441一513)正任東陽郡守,沈約曾幾次寫信盛邀陶弘景到其官邸任職。但是,洞明世事,不願踏入仕途的他,婉謝其請,再也不肯出山,一心修道。這一點蕭衍很清楚。

其次,蕭衍早就與陶弘景交遊,情深誼篤。

蕭衍稱皇帝後,曾作有《會三教詩》,說“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複觀道書”,敘述自己由學儒到學道,再到學佛的學習過程,最後學佛才得到真正的歸宿。確實,蕭衍原本是信奉中國本土化的道教的。後來,他大概因在信佛的齊竟陵王蕭子良的門下,又與多位名僧及信佛的文友交遊多了,深受熏染,才轉而信仰佛教的。正是由於他先前信仰道教,便早就與陶弘景這位道教思想家結識了,經常向他請教,一起討論問題,兩人誌同道合,信仰一致。齊朝末年,陶弘景“援引圖讖,處處皆成‘梁’字”,證以天命在梁,並派弟子送給蕭衍,蕭衍自然是不勝之喜。公元502年,蕭衍以梁代齊,登上了皇位,他對陶弘景更是“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逢國有大事,無不加以谘詢,甚至每月派人或親駕前往茅山,王公權貴時相參候。長此以往陶弘景便有了“山中宰相”的美名。

在梁武帝中大通初年(529),陶弘景還特地製了兩把寶刀敬獻給朝廷,一把刀叫“善勝”,一把刀叫“威勝”,其寓意是:治理國家一是要施以善政、仁政才行,二是要增強實力、國力才能成功。蕭衍對此分外感激。蕭衍在位四十八年,是中國曆史上執政四十年以上的九個皇帝之一。他在執政前期,國家治理得比較好,這其中不能不說與陶弘景這位“山中宰相”的“輔佐”有關。由此也可見他們兩人情深誼厚,陶弘景還是一位政治家呢!

再次,蕭衍創造了“三教同源說”,並感化了陶弘景。

蕭衍他年輕時深受儒家學說的熏陶,又信奉道教。稱帝後,他受戒舍身,尊奉佛教為“國教”,大力倡導與弘揚佛教學說,創造了“三教同源說”。這是他對佛教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所謂“三教同源”,就是指儒教和道教,它們源自佛教。蕭衍在其《舍道事佛文》中,一方麵把儒、道貶為“邪道”,強調“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另一方麵又

自相矛盾地說老子、周公、孔子等人皆是如來的弟子,佛祖如來與老子、孔子等人是師徒關係,一再指出儒、道教來自於佛教,並把最高地位的佛教比喻為黑夜中的“月亮”,把次等的儒、道教比作是“眾星”,說它們既有高下之分,又互相烘托交相輝映。他還在其《會三教詩》中說,“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一再稱佛教是本源,能“至聖”、“至英”,儒、道不是本源,隻是佛教的輔助而已。由此可見,他創立的“三教同源說”,雖然有貶低儒、道教的一麵,同時也有包容它們的一麵。這樣,他把三者結合起來,在理論上是互相貫通的,在實踐上也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它既可以勸人在世間行善(這正是儒、道兩教的主張),又可以誘使人們出世成佛(這是佛教的核心),因而它使得信奉道教的陶弘景覺得是可以接受的,自己與蕭衍依然有著許多共同的語言。普通六年(525),蕭衍的兒子蕭綱擔任南徐州刺史,蕭綱便經常召見或去茅山拜訪陶弘景,向他宣揚“三教同源說”,並且彼此談得十分投機。蕭綱更為他的淵博知識所欽佩。久而久之,陶弘景相信“三教同源說”又信奉佛教了。

大同二年,這位“山中宰相”病逝了,終年81歲。蕭衍聞之十分惋

惜,便詔贈他為“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還分別為陶弘景寫了墓誌和墓碑,可見這位“山中宰相”在當時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風雲人物!

陶弘景著有《學苑》百卷,以及《孝經》、《論語集注》、《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寸》、《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占候》、《合丹法術》、《七曜新舊術疏》等等,可惜大都秘而不傳。因此,他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自然科學家。但凡上茅山的人,都對他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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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沙門誌公與梁武帝

在今常州市孟河鎮萬綏一帶,有著多處與沙門誌公有關的齊梁文化遺存和傳說,如:智寶禪院、誌公井、九龍禪寺、黃山旃檀禪寺,等等,毗鄰的青城還有誌公橋。它們都是齊梁故裏的鮮活見證。

智寶禪寺,據宋《鹹淳舭陵誌》卷二十載,原為“梁武帝的舊第。天監七年(508)舍為院,名慧炬”寺,北宋太平興國(976—984)中,為紀念梁武帝蕭衍的“國師”誌公而改名“智寶寺”,因誌公亦叫“智公”或“智寶”。

誌公井,傳說是誌公不願去建康(今南京)為官,婉謝了梁武帝的旨意,表示要長住在蘭陵,就親自勘地開挖了這口永不涸竭、井水清甜的古井飲用。井,初為方井,後改為圓井,在今萬綏衝壓機床廠內,可惜井欄現已不存。孟河九龍禪寺,相傳是誌公奉梁武帝之命,在天監年間為武帝之妻郗皇後所建的一座“家廟”,《隋書》卷七《禮儀誌二》中記載:梁武帝“乃建台,於東城立四親廟,並妃郗氏而為五廟”。這亦是目前南蘭陵蕭氏宗廟中保存最好的一座,廟內收藏蕭衍所撰的《慈悲梁皇寶堂懺》。黃山旃檀寺,據清末民初宜興著名學者潘祠會撰文、常州著名曆史學家屠寄書寫的《碑記》,它是“梁武帝蕭衍崇信佛法,禮釋誌公為國師,造寺茲山,供佛庇僧”的。上述幾處文化遺存及有關傳說,都說明誌公與蕭衍關係不同一般,誌公為蕭衍稱帝後的“國師”。

說起沙門誌公,他是個非常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物。據朱康寧編著的《天柱山史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他生於東晉義熙十三年(417),俗姓朱,金城(今甘肅蘭州市)人。七歲時,他依鍾山僧儉禪師,專修禪觀。受戒後,得名釋寶誌(智)。劉宋泰始二年(466),年近五十的他,突然行居無定,飲食無時,嬉笑怒罵無常,披頭散發,赤著雙腳躑躅於街頭巷尾,執著錫杖,杖頭或吊一把剪刀,或係一麵銅鏡,或掛一把破扇,“胡言亂語”,看似瘋瘋癲癲。其實,後來許多“胡言亂語”都得到應驗,人們才覺得他不是個凡人,說他能未卜先知,預測未來。

那麼,蕭衍又是怎麼與誌公認識,以後又封他為“國師”的呢?當年,齊武帝蕭賾聽說沙門誌公經常妖言惑眾,便下令將他關進京城(建康)大牢。有一天,有人向蕭賾稟報,說在街頭看見了蓬頭垢麵的誌公,懷疑他越獄逃跑了。蕭賾不信,便親自到大牢去察看,卻見誌公好好地坐在牢中,嘴裏還念念有詞,不知所雲。此事傳到蕭衍耳中,他認為誌公一定是個非同尋常的奇才。天監元年(502),蕭衍取“齊”政權而代之,建立了梁朝後,立即頒下詔書說:“誌公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製?自今不得複禁!”並親自接他出獄,遂拜為“國師”。一天,蕭衍問他:“弟子煩惑,何以治之?”誌公笑道:“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蕭衍聽了連連點頭稱是。從此,兩人便結為忘年之交。那時,誌公已85歲了。

沙門誌公其實一點也不瘋。他淡泊名利,看破紅塵。沒多久,他便請求梁武帝讓他離開京師,到名山大川雲遊,在孟河城(即古蘭陵城)小黃山隱居讀書、修行。梁武帝無奈隻好答應,這就是後來萬綏一帶為什麼有上述多處誌公遺存與傳說的來由。

沙門誌公實際上也是一位頭腦清醒的詩人、預言家。《隋書》卷二十《五行誌下》中稱他為“詩妖”,並有下列記載: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台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今南京江寧一帶)之北,子地。帝惑朱異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屍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我們從誌公的詩中可以看出,他對梁武帝晚年重用“佞臣”朱異,並聽信朱異之意見,接受東魏侯景歸降,致使後來造成侯景叛亂,“賊臣滅君子”、“台城陷”的悲劇非常不滿與痛心疾首。同時,他對侯景後來“橫屍三湘”、不得善終予以辛辣的諷刺與嘲笑。詩歌愛憎非常分明,極有正義感。

《南史》卷七《梁本紀中》中的下列文字,更表明誌公雖為沙門,但他對梁武帝過於沉湎佛教,致使後來誤國身亡,也十分憂悶與不滿: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複有四,城中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啟封見舍手跡,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

三者,帝之昆季次也

誌公的這首詩,頗有遠見卓識,它預言了梁武帝及梁朝僅曆四帝的悲劇,並在後來果然靈驗,你能說誌公不是一位料事如神的奇人嗎?

梁天監十三年(514)的冬季,有一天,誌公忽然對徒弟們說:“菩薩將去矣。”果然,不幾日,誌公無疾而終,終年99歲。據《花朝生筆記》載,濟公這個半僧半仙的瘋癲人物之原型,就是沙門誌公!

誌公與梁武帝交情很深,是一位了不起的國師,也是梁代的一位政治家、詩人和預言家。在齊梁故裏有多處與他有關的遺存及傳說,亦值得我們好好珍惜與深深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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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菩提達摩與梁武帝蕭衍

信仰佛教禪宗的人,大都會知道“達摩”這個名字,他是中國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的簡稱。在梵語中,“菩提”與“達摩”意思相近,含有悟覺、覺醒之意。菩提達摩是位印度人,他出身在南印度的一個婆羅門族家庭,具體的生年不詳。他出家為僧後,畢生潛心大乘佛教和禪法研究,造詣極深,被尊為“西天(印度)禪宗二十八祖”和“東土(中國)禪宗初祖”,影響廣大深遠。

梁武帝蕭衍是虔誠的佛教弟子。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像他那樣信奉佛教,弘揚佛教教義的,可以說無人可與之比肩。早在蕭齊王朝的永明年間,他進入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與沈約、範雲等八人成為“竟陵八友”,就明顯受到崇信佛教的蕭子良以及諸位文友的熏陶和影響,便由信奉儒教、道教轉而開始信仰佛教了。他以梁代齊,登上皇位的第三年,正式宣布自己舍道歸佛,大力倡導佛教,以佛教治國,把佛教提高到“國教”的地位。天監七年(508),他把在故鄉武進縣東城裏(今常州萬綏鎮)的“舊第”(祖宅)舍為寺,取名“慧炬”(即後來宋朝改名的“智寶禪寺”)。他在京城(建康),敕建大愛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脫、開善和同泰等等寺院,從而影響並致使寺院遍布江南各地。正如後來唐代詩人杜牧在《江南春絕句》中所描寫的那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蕭衍還大造金、銀、銅、石佛像等,贈送給大愛敬寺、同泰寺等。他經常做齋、做法會,諸如“水陸大齋”、“盂蘭盆齋”、“四部無遮(僧、尼、善男、信女)大會”、“無礙法善會”,等等,帶頭在法會上舉行懺悔,並三次舍身同泰寺,到無礙殿受佛戒。還親自撰寫《斷酒肉文》,嚴格戒律,命令滿朝文武百官參加法會,有些法會規模人數多達好幾萬。他高升法座,給僧俗們大講《大般若涅經》、《摩訶般若波羅密經》、《金字三慧經》等等。又敕命來中國的“扶南”(今柬埔寨)沙門曼陀羅、僧伽提婆等人,以及國內許多佛經的翻譯家一起翻譯經文。同時,敕令一些名僧撰寫經文注疏。此外,他自己還著述了多部經書,如《製旨大涅槃經講疏》(一百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等等,並創立了“三教同源說”。總而言之,他為弘揚佛教教義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愧為是一位“菩薩皇帝”和佛學家!

由於蕭衍博覽又翻譯佛經,他對菩提達摩這位西天大僧自然心儀已久。他做皇帝的普通年間(520—

526)獲悉菩提達摩要從海上乘船來中國廣州傳道,然後再北上去北魏,

心裏十分高興。當他接到廣州刺史蕭昂的上書後,一方麵敕命蕭昂與廣州華林寺要具主禮迎接,並盛邀菩提達摩來建康麵晤,另一方麵,又詔令有關官員在京師專造一座寺院(即在南京浦口獅子峰下的定山

寺),供菩提達摩留宿。

再說菩提達摩到達廣州後,便在當地以禪法教人。次年十月一日,他北上來到建康,與梁武帝見麵了。盡管梁武帝以粗茶淡飯招待,菩提達摩對住宿也極為滿意,但是,他們在正式會晤,交流思想時,卻產生了芥蒂,致使彼此心中都很不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