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學問題的文章與著述，或許足以壘成“文字的長城”。然而，那麼多的理論、那麼多的建構，如同山間寂寞的野花，開了謝，謝了開。無數的聲音消失在蒼茫的歲月之中。
今天，當我們懷抱著尋根溯源的心情沿著曆史逆流而上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以極其敬畏的心情仰望中國的先秦時代。那一篇彪炳史冊的《學記》，雖然隻有區區千餘言，它所蘊含的深刻思想與教育智慧，足以照亮那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天空。
無論放到“曆史”還是“世界”的坐標上，《學記》的理論價值足可以傲視群倫。即令用今天的眼光看，以“取法西方”為主的中國近現代教學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豐富了或超越了《學記》的思想，我們確實還缺乏言說的自信與勇氣。這既與《學記》本身達到的思想高度有關，更與近百年來中國教學理論拋棄傳統根基、食洋不化而導致思想羸弱有關。
在諸如“怎樣的教學是好的教學”之類的問題被大小專家以連篇累牘的洋化話語和空洞名詞討論得雲遮霧罩之時，在一線教師被那些振振有詞的理論話語指引得東奔西跑最終卻感覺似是而非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於理論的“審美疲勞”。
就像農夫需要坐到田埂上細細打量那些拔節的禾苗一樣，我們確實需要靜下來想一想：麵對教學這一人類最古老的活動，我們何時才能接近它的本質，怎樣的教學才是好的教學？真的，我們需要回到原初，需要去掉所有理論與觀念的遮蔽，回到教學事實的本身，回到教學發生的過程中。這種“回歸”有點類似於西方哲學家所倡導的回到“現象本身”。
正是在這種時候，《學記》中那些穿越無數歲月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回響。聽吧：“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意思是說，君子之教化就是善於曉喻。怎樣才稱得上“善喻”呢？就是引導而不是強迫人服從（道而弗牽），對待學生嚴格，而不抑製其個性發展（強而弗抑），啟發學生而不將結論和盤托出（開而弗達）。引導而不強迫，使學生容易親近；嚴格而不壓抑，使學生充分發揮；啟發而不強灌，使學生善於思考。
想想看，今天我們掛在嘴邊的以人為本，或所謂尊重學生、等待學生、喚醒學生，所謂素質教育思想，幾千年前的先人們不是都說過了嗎？思想精神一致，唯語有簡繁之別矣！
善教即善喻。《學記》中還有這樣的話：“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顯然，“喻”的含義遠不是今天所說的“設喻”“比喻”，而是“曉喻”“明白”。因此，“博喻”不是多重設喻，而是左右逢源，因材施教。
有趣的是，倘若我們望文生義，果真將“善教者善喻”中的“喻”理解為一種隱喻思維，即善於以故事、寓言、比喻等感性方式來啟發學生，這一命題同樣深刻地道出了現代教學方法的真諦。
故事是隱喻思維中最為普遍的元素。後現代教學論者早就意識到故事元素之於教學的意義。他們提出的所謂（3S方案）即包括科學（Sicence）、故事（Story）、精神（Sprit）等三元素。
確實，“故事”是滋養生命的乳汁。無論是我們童年時代對於童話寓言的渴望還是市場環境下“故事閱讀”的流行，以及故事元素之於大眾演說的重要，都啟示我們：“故事”乃不可或缺的隱喻方式。
在筆者看來，善教者，無不善於“隱喻”。真正促使我思考這一問題的事件，來自易中天、於丹、俞敏洪等學者名人的演講魅力。我發現，他們的學術演說無一不是將“故事”“比喻”等元素運用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易中天的《品三國》，故事環環相套，自不必說。他之異於常人的地方，就在於特別能通過情境置換、打比方、作類比等隱喻方式將古人的神情姿態、心情意趣還原到當下，讓他們似乎來到觀眾之中。於是，他把古人的聚會類比為時下的party，他稱周瑜為“周帥哥”，稱孫權為“孫帥哥”，等等。他總能以最恰切的類比與比喻還原古人的生活，這是易中天的演講魅力。隻要看看他的《品三國》以及他的那本談論美學的《破門而入》，其中很多例子不由得你不驚歎於易先生的聰明。嚴謹的書齋學者或許對易的這種曆史解說嗤之以鼻，然而，數以千萬計的受眾選擇了易中天。這一強大的事實將學者的微詞真正變成了“微”詞。
於丹在電視上的那套話語，理性中充滿詩意，機警而觸動心靈，如同一條歡快的話語流，啟開你的思想，滋潤你的心靈。於丹不愧讀的是影視學，她的《論語》心得的成功，與其說是《論語》解讀的成功，不如說是傳播得法的成功。我們注意到，她幾乎每講一段都會引用一個啟人深思的哲理故事。而每引一個故事之後，便是一連串充滿見解、讓人心智洞開的理性話語。
如講到《論語》中“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一句時，她由衷讚美一個人能在貧賤中保持著做人的尊嚴和內心的快樂，然後生動地敘述了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作彭澤令時的一段經曆，再現了他“不為五鬥米折腰”的真實背景，然後，她說道：“陶淵明的意義，不在於在詩中構置了一個虛擬的田園，更重要的是，他讓每一個人心裏都開出了一片樂土。”諸如此類的故事引入，在於丹的演說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像英國網球明星吉姆吉爾伯特的故事，貧窮女孩於聖誕節買頭花的故事，蘇軾與佛印的故事，日本鈴木大拙書中關於禪師與武師的故事，《豪豬的哲學》之類的哲理小故事，等等，都被於丹信手拈來以佐其演說。
可以說，於丹每一回演講《論語》都離不開故事的援引。不要小瞧了這一招，這正是於丹的過人之處。因為她深知，電視是大眾傳媒而不是純粹討論學術的地方，為求得雅俗共賞，她不得不借重於“故事”這份佐料。忙碌的現代人似乎對於這種“小故事、大智慧”的布道方式更能接受，“心靈雞湯”之類的文字特別容易受到青睞。這是不是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後現代學者重視教學的“故事性”有其堅實的現實依憑？
還有一個口才“端的了得”的人物，他就是新東方的總裁俞敏洪。有一次無意中在中央台聽到他跟大學生談創業，那種理念、那份經曆、那種口頭表達，讓你不喜愛不敬佩不行。
且舉一例。他先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曆。他說，有一次，他到了黃河邊，看到黃河水非常渾濁，於是，好奇地用礦泉水瓶裝了一瓶黃河水放到岸邊。過了幾天，他發現了瓶子裏的水居然起了巨大的變化，水不再渾濁了，細細的黃泥已沉澱到瓶底，隻是很薄很薄的一層，瓶子裏絕大部分還是清澈的河水。於是，他受到了啟發：我們每天的心情其實也像這瓶黃河水。憂傷、失望、抱怨等不愉快的心情就像水裏的泥沙，而快樂、希望、樂觀的愉悅心情就是那清水。如果我們心浮氣躁，讓壞心情與好心情攪到一起，那麼，我們的心情無法清澈。相反，如果我們學會了讓不愉悅沉積到心底，我們的心情就會清澈起來，快樂起來，自信起來。試想，在這裏，與其說是俞先生說的道理打動了我們，不如說是他的言說方式與眾不同。顯示這種不同的，正是“故事”，正是設譬式說理。
今天，我們做教師的，在課堂上是否善喻呢？我們能不能少一點空洞的說教，換一種故事性的隱喻思維來展開教學呢？
我相信，隻有一個教師將要傳授的知識真正化為了自己的東西，他才可能融會貫通，才真正自由地、靈活地“設喻”，才能讓學生在妙趣橫生的比喻或隱喻中，走進求知的堂奧。
其實，從思維方式說，“隱喻”在本質上是一種形象思維，也可以說是詩性思維，甚至也有學者稱之為“象思維”。這種人類最原初的思維方式，它的特征不是歸納而是演繹，不是邏輯而是頓悟，它更加有利於人的想象、聯想與創造力的培育。
欲成善教者，且自善喻始。
這裏沒有空疏的概念與術語，沒有食而不化的洋學說和洋理論，沒有板滯而冗長的引經據典，我們見到的，是一個當代教育家思想激流的奔騰與跳躍，是他立於高天厚土之間執著的教育追問和深切的教育反思，是他基於曆史經驗、現實觀照與未來憧憬的學術建構，是從深切體驗中生長出來的教育哲理與教育詩情，是他不同流俗的言說方式，是一種真正的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