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症與AS的人數在增加嗎？數字的時代和地區差異背後，有著公眾認知、診查標準的發展變化的原因。但是也有研究者在探討環境、生活方式與藥物影響的關係。整個社會都在給予孤獨症譜係越來越多的關注與了解，各國政府也以空前的力度加大了對之研究的投入。二〇〇九年一年就有三部關於AS的電影問世，也可以視為人類對自身精神狀態關注的一個縮影。
伯納德醫生說我大腦有缺陷，但總有一天能治好。我真不喜歡他這麼說。我不覺得自己殘疾，不覺得自己有缺陷，不覺得自己要治療。我喜歡做個阿斯皮，就像不喜歡改變眼睛顏色一樣。然而，有件事我倒是想改變。我希望我能在適當的時候哭出來。我擠呀擠呀……但什麼都沒有。切洋蔥時才哭，但這不算。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治療AS和孤獨症譜係的靈丹妙藥。藥物隻有輔助作用，主要是針對一些行為問題和情緒障礙。如呱甲酯可減輕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可樂定可用於治療合並的多動行為和抽動障礙，氟呱啶醇可治療攻擊行為，也可減少多動、刻板行為，氟西汀能改善患者的情緒和抑鬱症狀等。近年來運用利醅酮治療AS的多動、興奮、攻擊等行為取得了較佳效果，但是這些藥物也具有較為強烈的副作用，使用時需要非常謹慎。
對於AS和其他孤獨症譜係，對異常行為的糾正和社交能力的訓練是目前最主流的治療方式。但這也是爭議的所在。瑪麗長大後考入醫學院的心理專業，因為她有一個人生的夢想，就是要治好麥克斯的“病”。麥克斯得知以後，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勃然大怒，情緒失控。AS者管自己叫阿斯皮（Aspies），他們及其支持者呼籲整個社會改變對AS及孤獨症譜係的認知，不是把他們視為病人，而是看做是神經特質差異和精神狀態多樣性的表現。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他們在網上組成了自己的社區，構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亞文化圈。他們呼籲“孤獨者權益”（autistic rights），並為自己的孤獨感到驕傲（autistic pride）！人的大腦天生有一個“標準的”原型嗎？一個社會，難道要大家的大腦沒有差異才能和諧嗎？如果我們能夠理解同性戀婚姻，為什麼就不能接受AS，非得把他們轉化成“正常人”呢？
“我的大腦和NT不一樣。”
“NT？”
“neuro-typicals（神經標準的人）。”
“絕大多數阿斯皮是非常誠實的，心理學家說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想象力，可心理學家們都是些NT。愛因斯坦、莫紮特、托馬斯·傑佛遜……他們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他們都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有可能。”
阿斯伯格本人就強烈地捍衛孤獨症者的價值：“我們堅信，有孤獨症傾向的人應該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占據自己的位置。他們能夠擔當自己的角色，甚至能比其他人完成得更出色，盡管他們在孩提時代遭遇了最大的困難，給他們的照顧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戰。”阿斯伯格認為AS者中的許多人，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作出傑出的成就，貢獻獨創性的思想。
亞當與貝絲在進行磕磕碰碰的溝通，亞當提到他和愛因斯坦是一類人。這也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當AS和孤獨症譜係進入人們的視野，研究者發現影響人類曆史的偉人中，許多都難逃AS和孤獨症譜係的嫌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愛因斯坦和牛頓。劍橋大學孤獨症研究中心的西蒙·巴倫-柯恩（Simon Baron-Cohen）和牛津大學的依安·詹姆斯（Ioan James）認為愛因斯坦和牛頓都是AS者：他們都對各自特定領域的知識有強烈的興趣；他們都有社會交往和人際交流方麵的困難；他們在投入地工作時，都能沉迷到忘記吃飯的地步。牛頓很少說話，對朋友冷淡，還亂發脾氣。開講座的時候，大廳裏即使空無一人，他也會一個勁地講下去。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在四歲的時候還不會說話，孩提時代十分孤獨，到了七歲還有強迫性的重複話語。在一本名為《他自己的世界：愛因斯坦的故事》（In a World of His Own：A Storybook About Albert Einstein）一書中，美國作家意蘭娜·卡茨（Illana Katz）提到愛因斯坦“是個孤獨者，經常發脾氣，沒有朋友，不喜歡人群”。愛因斯坦在講座中常常語無倫次。關於愛因斯坦的刻板行為，有一個聳人聽聞的傳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從研究所回到寓所的路上，他要數路邊欄杆的數目。一旦哪一天他數下來數字與往日的有異，他就要回到起點重新數一遍。
小說《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也被認為是個AS者，他多災多難的一生充滿了社交方麵的問題。他晚年寫了一本回憶兒時寄宿學校痛苦生活的書，名為《這就是快樂》（Such，Such Were the Joys），書中揭示的人際關係非常符合AS的診斷。加拿大著名鋼琴家格倫·古爾德（Glenn Gould）也是一個合適的候選人，有關他孤僻的故事已經被寫成一本本書。在晚年，古爾德對社交的棄絕到了這樣的地步，電話與通信成為他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他熱衷於不變的程序，一把椅子要用到坐壞為止。他討厭被別人碰，對冷熱的感覺與常人不同，在演奏音樂的時候身體前後晃動。
二〇〇七年，都柏林三一學院的邁克爾·菲茨傑拉德（Michael Fitzgerald）教授與維多利亞·裏恩斯（Viktoria Lyons）博士在《孤獨症與發育障礙雜誌》（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上指出，阿斯伯格本人可能也有AS者傾向！阿斯伯格很早就對語言有特殊才能，一生喜歡引用奧地利詩人弗朗茨·格裏帕澤（Franz Grillparzer）的詩，而這詩人本身也是有AS傾向的。阿斯伯格在提到自己的時候，常常使用第三人稱，這也是某些孤獨症譜係的特征之一。據後人回憶，阿斯伯格沉默寡言，動作有些笨拙，交友困難，但是對他的病人非常寬容和熱忱，能夠洞察其心理，甚至是埋藏很深的動因，並在一切場合為他們呼籲和辯護。難道是阿斯伯格把對自我的認識，投射到他的病人身上，因而才能作出劃時代的發現，最終幫助了千千萬萬焦慮困惑、備受歧視的AS者？如果阿斯伯格真的是AS者的話，那麼在他身上，就閃爍著AS者最溫暖、最動人的光芒。
親愛的瑪麗，請接受我搜集的全部Noblet（瑪麗與麥克斯共同喜愛的卡通玩偶），作為我原諒你的信號……我原諒你是因為你不是完人，我也不是，人無完人。即便是那些在我門外亂扔雜物的人。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想變成任何一個人，除了我自己。伯納德醫生說，如果我在一個孤島上，那麼我就要適應一個人生活，隻有我和椰子。他說我必須要接受我自己，包括我的缺點。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缺點，它們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必須適應它們。然而，我們能選擇我們的朋友。我很高興選擇了你。伯納德醫生還說，每個人的生命就像很長的人行道，有些很整潔，還有的，像我一樣，有裂縫、香蕉皮和煙頭。你的人行道像我一樣，但是大概沒有我這麼多裂縫。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人行道會相交。我們可以分享同一罐煉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你的美國筆友：麥克斯·傑瑞-霍洛維茨。
中國新起詩人的鄙視。“訓練有素的牛津口音”一語更可坐實“趙先生”之為錢先生了。一九七九年，錢先生訪美時，他的一口標準的牛津英語就給當地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夏誌清等人都曾敘及。
在這次家宴中，李克又問起“趙先生”：“牛津大學過去兩年來一直在請他去任教，他是不是會接受他們的邀請。”“趙先生慢慢地搖了搖頭說：‘不，我不打算接受，我雖不完全同意吳先生（按，指同宴的另一位客人）的說法，但這兒還是我的祖國，這兒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還是留在這兒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這使我們馬上想起鄒文海在《憶錢鍾書》（見《文化昆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中說到，在一九四八年先是香港大學聘請錢先生，“其後牛津大學又約他去任reader”，鄒氏曾催促他成行，未果。李克的這段敘述正好照應了錢先生不應鄒氏促駕之舉。這是我讀到的錢先生對易代之際去留問題表態的最早一段珍貴材料，所不同的是麵對兩位被認為是“間諜”的美國人，卻同樣擲地有聲，感人至深。
追問一批“高知”在解放前夕的去留問題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文化意義，時有文章見諸報端，例如陳寅恪先生為何留在大陸，但惜無陳先生本人的說明。錢先生不同，除了此處對李克的回答以外，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中也寫到她和錢先生在菜園窩棚前的一段對話：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老樣。”
這不是故作豪言壯語，而是代表了一代所謂“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楊先生在致《一代才子錢鍾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作者湯晏的信中也說道：“錢鍾書不願去父母之邦，有幾個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愛祖國的語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願用外文創作。假如他不得已而隻能寄居國外，他首先就得謀求合適的職業來維持生計。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時間保住職業，以圖生存。憑他的才學，他準會擠出時間，配合職業，用外文寫出幾本有關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會寫下去了。《槐聚詩存》也沒有了。《宋詩選注》也沒有了，《管錐編》也沒有了。”這封信寫於二〇〇一年十月，著重從民族語言角度來解釋“不願去父母之邦”的一個原因。到了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我們仨》中，楊先生再一次重申：“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隻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
上述四處關於“留在大陸”的自釋文字，以與李克對答的時間最早（1950年），說明半個多世紀以來，曆盡劫波，“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的癡心不變。有人統計舊《觀察》撰稿人中（錢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幾乎所有人都有條件在解放前夕離去，但絕大多數毅然留下，這就不單是個行止的抉擇問題，而是這批雖受歐風美雨熏陶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盡管與共產黨的關係或親或疏，但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深厚的民族感情，跟這片神州大地有著難以割舍的精神紐帶。但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當年正確地選擇了“留下”，卻同時選擇了思想煉獄（當然選擇離去的也不一定不愛國）。
李克夫婦的“間諜案”，是建國初期第一批美籍間諜案之一，有關檔案卷宗至今未能查閱。《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一書雖多用化名，但由隸屬公安部的群眾出版社出版，所記內容基本可信。另一部《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其中的《新中國“大牆”內的一對美國間諜》亦述此事件，作者朱振才雖運用了一些報告文學的寫作手法，但他係公安幹部，並自稱“從事北京反間諜鬥爭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更全麵地了解了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鬥爭的全貌”（見該書《寫在前麵的話》），故其記述可供參考。李克、李又安夫婦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來到中國，據《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載，李又安“以清華大學英文講師身份為掩護，解放前後從事搜集有關學生愛國運動、人民解放軍圍城部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情報”，她“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於二月二十七日“刑期已滿”，釋放回國。同年九月，李克也被“遣送出境”，《人民日報》（1955年9月22日）刊載了他對香港記者“用中文寫成的書麵談話”，在文中，他承認自己“是一個間諜”，曾向北京的美國領事館提供過情報，直到一九五〇年領事館閉館撤離。在一九五一年被捕後，他深刻認識到“我不應該到別的人的國家去想強迫他們接受我喜歡的社會製度”，並在最後說他“原來被判決六年，因為受了中國人民的寬大，我被提前釋放而且在遣返的過程中，受到最大的照顧”。其後，李克夫婦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九八〇年春先後兩次以“文化友人”的身份重訪中國。
錢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從上海舉家到清華大學任教的，《調查材料》說他“在解放前與美國間諜特務李克關係密切”，“解放前”雲雲，顯然錯誤；“關係密切”也誇大其辭。李克在清華交遊廣泛，與許多教授往來。論關係的深淺，恐怕要推馮友蘭最為密切。李克來華，出於他的老師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推介，卜德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最早的英譯者，他當時也在北京，一九四九年冬返回美國。李克是從“馮博士”處獲知他平安抵家的消息，還在給卜德的信中特別報告了“馮博士”的近況。卜德後來成為美國漢學擺脫歐洲漢學影響、以求獨立發展的代表性學者。論交往頻率，朱德熙則是李克的私人漢語老師，每周講授兩次；李克每周聽許維遹的課，課後切磋甚密。李克研究《管子》，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他的專著，在序言中對清華、北大一大批教授的指導和幫助表示感謝，錢先生僅是其中之一。應該說，錢先生跟李克的關係，與其他同事一樣，都在正常學人交往和學術交流的範圍內，隻是在當年抗美援朝的時代，在全國一片仇美、蔑美、反美的浪潮中，被賦予了嚴重的意義。因此，事過境遷，人們並不諱言這種交往關係。比如楊絳先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仍與李又安有過聯係。她在《回憶我的父親》中說到，為了核實她的父親楊蔭杭先生早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論文《日本商法》一事，“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按，即《日本商法》）。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並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回憶兩篇》而寫的《前言》裏又專程向李又安致謝。
《調查材料》另一條駭人聽聞的“罪狀”是“汙蔑”《毛選》，楊先生在《幹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我們仨》中都反複敘明此事。《調查材料》稱：“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肮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到“文革”時，這明顯屬於“炮打”的“現反”材料，性質嚴重。文學所的同事都心知肚明，這不是真實的。不說別的，“語氣就不像”，“錢某要說這話，一定還說得俏皮些。”試想當時是重視保密的環境，能否把《毛選》英譯資料隨便帶回家（其中不少文稿還未定稿，中文版《毛選》尚未公開出版）？他們在城內堂子胡同辦公，錢先生其時住在西郊北大中關村，攜帶是否安全？再說那時每家每戶都有毛澤東著作，怎能設想拒絕毛著進門的家庭？凡此種種，可謂破綻百出。我還可以補充親曆的事情。一九六七年夏，“文革”運動進入“解放”幹部階段。文學所古代組初步討論決定第一批“解放”錢先生等四人“下樓”，但要做好調查工作。大概在五月份，先根據所內原人事部門同事提供的線索，展開外調。雖在特殊時期，這次外調還是頗為認真的。外文出版社先後去了兩次，找了葉君健等四位先生（葉與錢一起參加過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錢先生當時工作認真負責，幫助解決了不少譯事上的難題，也從未聽說過此類“大不敬”之語。葉先生說得更幹脆：“錢鍾書決不能說這種話。”甚至找到原舉報人，也矢口否認。那年八月一日向全所大會報告了調查結果，對此事的結論是四個字：“查無實據。”全所各組分別討論，一致同意錢等四位“下樓”；八月二日起他們就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