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時任《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徐永煐的一份向上級寫的報告：《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1962年），其中說：“我建議由程鎮球、SOL、錢鍾書三人，組成谘詢小組，專責整理曆次修改建議，與初版稿和舊改稿對照，並且提出抉擇意見”，再供上級領導裁奪。他還說錢鍾書“漢文英文卻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這裏提到的SOL是英國專家愛德勒，程鎮球也是翻譯組的領導。程在《〈毛選〉英譯回憶片斷》（《中國翻譯》1993年6 期）中，也提到“新增加的定稿組成員有錢鍾書”，“錢五十年代初即參加過《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定稿工作，亦曾為《毛選》第四卷英譯文進行過潤色。徐永煐一直對他很倚重”。徐永煐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清華，大錢氏八歲，為其學長。他們兩人在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較真”，成了莫逆之交。
我在《〈毛選〉英譯內情點滴》（載本書第五卷，2007年11月）一文中，曾不憚辭費地引用當事人的材料，盡可能真實地還原當年那個翻譯群體的敬業精神及上下協調的工作環境，因為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與具體環境密切相關，互為因果。如果錢先生參加英譯工作是不情願甚或是抵觸的，作為主持人的徐永煐還會這麼“倚重”他並進而成為無話不談的知己嗎？
《調查材料》又說錢先生“汙蔑《毛選》文字不通”，這大概是指錢先生講“孫猴兒從來未鑽入牛魔王腹中”一類問題（見《毛選》第三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原稿將“鐵扇公主”誤為“牛魔王”），實不足再辨。我相信錢先生當時是以求真求實的善意態度來對待《毛選》文字的疵病的。
還有一條“罪狀”是“在上海美軍俱樂部演講一次”。乍一聽也是頗為嚇人的，錢先生似為“美軍”傳授什麼軍事謀略。不妨查一查這次演講的時間、背景和內容。好在這次演講稿曾公開刊登在《大公報》綜合第十九、二十期，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演講的時間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題目是《談中國詩》，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錢鍾書散文》中一查即得。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美軍”是中國的同盟軍，《毛選》中也屢稱為“盟邦人士”；內容又純係學術問題，唯一涉及時政的一處是：錢先生講到第一首譯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詩是美國人的《人生頌》，但這首詩曾先由英國人譯成中國散文，再由中國人寫成七絕組詩，於是他隨機生發地說：“所以遠在ABC國家軍事同盟之前，文藝女神早借一首小詩把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聯絡在一起了。”（此段中外文學因緣，後來他用英語寫成《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長文，中譯改定本可見《錢鍾書散文》第332-365頁。）能從這次演講中嗅出什麼“反動”氣味嗎？
《調查材料》還提到“曾見過蔣匪”。《我們仨》中說過，抗戰勝利後，錢先生曾兼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等工作，“每月要到南京彙報工作”。“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與陳寅恪先生一樣，蔣某人實在難入他們的法眼。至於《調查材料》所說的“當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時，他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等等反動言論”，時至今日胡風冤案大白於天下之際，就不用多說了。
一九五六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一年，農業、手工業、工商業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此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由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主題詞是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澤東在最後一天（一月二十日）也作了講話，認為當務之急是展開“技術革命，也叫文化革命”（這個“文化革命”與十年後的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大不相同了），並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原話是：“我們要把社會主義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隨後又有陸定一的“雙百方針”報告，又有“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知識分子們普遍感到自己的“春天”到了。初看起來，這次會議的基調與高等教育部的《調查材料》似有抵牾，但為什麼又作為會議正式的“參考資料”下發呢？在知識分子時鬆時緊、一波三折的曲折命運的背後，是否存在更帶基準性的東西呢？可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政策要真正落實，並非易事。
不消說，這份《調查材料》的原材料大多來自人事檔案。影響麵無孔不入、效用性權力無邊的幹部檔案製度，據說始於延安審幹運動。本來，為幹部建檔，保存其基本資料以利管理，也無可厚非，但在多年的實際運動中，常成為整人害人的取資之源。其弊端集中體現在神秘性上，每人身後都有一個檔案袋如影隨形，冥冥之中決定著你的榮辱升降，甚至掌握著生殺大權。以錢先生的那樁“誣蔑《毛選》”案為例，大致經過三個過程：一是尚未證實，內控在先，俗語叫做“掛起來”，這是“背靠背”階段。有人告發，即歸入檔案，尚未查實，先行內控，實際上已在實施懲罰。所謂《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本身就是把各類有“問題”的人員打入另冊。二是在當事人知聞情況下，又要求自證無罪，這實為舉證責任顛倒。本來按照法律常識，懷疑某個對象有問題，應由懷疑方負責舉證，被懷疑方原可置之不理。但在當年往往是顛而倒之的。錢楊兩先生從大字報上才獲知此事，冒著風險夤夜貼出小字報，主動提供調查線索，要求明察，結果楊先生反被單獨批鬥，也是那個荒唐年代的小插曲。三是留下“尾巴”不放手。前麵說過，在錢先生“下樓”時，文學研究所已作過調查，並把調查結果在全所大會上報告過，此事理應了斷。但軍宣隊進駐後，仍然“命默存寫一份自我檢討”，理由是“這件事情節嚴重，雖然查無實據，料必事出有因。”（均見《幹校六記》）“查無實據、事出有因”這兩句舊時官場的套語，在“文革”時突然流行起來。本來，有果必有因，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原因，誤告有原因，誣告也有原因，居然可以用“事出有因”作為采取懲治措施的依據。但事情還沒有完。“九一三”事件後，幹校提前遣送一批知名人士（以“老弱病殘”為名）回京，名單上原有錢先生，後突然取消，錢楊二老推斷，可能仍是此事作祟。這條黑材料，正像孩子玩的飛碟一樣，似乎已經脫手，卻隨時可以返回來。舊的人事檔案製度極易使告密、偽證成為一種可悲的製度性運作，導致政治偏執，懷疑成風。現在雖已改革，但教訓是深刻的。
我這篇文章是在舊稿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還在二〇〇四年三月，無錫江南大學舉辦“錢鍾書與中國現代學術研討會”，我就提交了此文，並被收入會議論文集。因事關敏感話題，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現在看來，一則在這個問題上仍有不同的解讀，似有辨明的必要；二則此事對理解和研究錢先生處事、思想與學術頗有關聯；三則對了解當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不失為一個頗具典型性的個案。
經曆過所謂“清華間諜案”、“汙蔑毛選案”的錢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曆史上以言罹禍、文網箝製的觀察，融入了一份切身的感受，顯得更為深刻。成書於“文革”後期的《管錐編》多次論及這個題目。在論述《周易正義·頤》“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時，引孔穎達《正義》“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以言語、飲食兩事相提並論，然後他稱引主張“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種種文獻資料，下了這麼一個斷語：“皆斤斤嚴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見人之懼禍過於畏病，而處世難於攝生矣”（《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24頁），把以言取禍、處世之難的問題提到人生最難應對的大課題。與此互釋互通，他對武王《機銘》中的“口戕口”曆代難解之疑，作出了牢確不移的訓釋。《機銘》雲：“皇皇唯敬，口生，口戕口”，或以為“口”為“□”，乃缺文的標記；錢先生舉出眾多例證，說明“前‘口’乃口舌之口，謂言語，後‘口’則丁口之口，謂生人。以口興戎，害人殺身，皆‘口戕口’，羅隱《言》詩所謂‘須信禍胎生利口’，古語雙關之例也。”因為“機”，可指書案，“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語”；“機”又指幾席，“可據以飲食，‘口’複為口腹之‘口’”，這就與前述《周易·頤》所謂“慎言語，節飲食”相通，“口戕口”乃“兩義兼涵”，但錢先生的側重點則在“慎言語”之義（《管錐編》第三冊，第855-856頁）。對於文網語阱，錢先生尤對專權者和構陷者作了尖銳的批判。他例舉宋明帝、金熙宗、明太祖、清乾隆帝的事例。如金熙宗時，張鈞起草製書中，有“顧茲寡味”及“眇餘小子”之言，翻譯官不知此乃謙恭自遜之套語，乃進言雲：“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熙宗大怒，張鈞竟至被“以手劍剺其口，棘而醢之”。明太祖性多猜忌，臣工表奏頌揚，“一人有道，萬壽無疆”則疑隱寓“強盜”，“體乾法坤”則疑隱寓“發髡”，“作則”嫌於“作賊”，“生”、“扉”諧音“僧”、“匪”，“殊”拆字為“歹”“朱”，竟然“皆科以大逆謗訕”。錢先生寫道：“恃強挾貴，而苛察雄猜，憬然嚴周身之防，瞭焉極十目之視，蓋眾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眾耳。”（《管錐編》第三冊，第971-973頁）懾魂勾魄，讀之驚怵！他對從事構陷者也毫不寬假。論太公《龍韜》，從專務此職的“從狙而好小察”者，到“後世‘察事’、‘察子’、‘覷步’、‘候官’、‘校事’、‘覘者’、‘邏者’”，均予抨擊。他還深刻地指出，這類宵小之徒，雖為眾人憎疾，但專權者卻不能不用。他引《三國誌·魏書·高柔傳》，高柔向太祖進諫不能任用趙達等輩從事斯業。太祖說得好：“卿（高柔）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成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明知此類鼠輩皆為蠅營狗苟之徒，但也因此而使之為鷹犬、為走狗，賢人君子絕不肯為，深刻說明這是封建政治體製中必然產生的毒瘤。他還指出此輩往往善於偽裝，使人們疏於防範而陷其彀中。舉元代俞德鄰《佩韋齋文集》中《聵皁》之例，“蓋似癡如聾，‘群視之若無人’而不畏不惕，乃能鬼瞰狙伺，用同淮南所教之懸鏡，行比柳州所罵之屍蟲”（《管錐編》第三冊，第862-863頁），其形容刻畫處，更是入骨三分，醜惡嘴臉，燭照無遁。
錢先生有時給人以逃避政治、明哲保身的印象，但讀《管錐編》這類文字，總能感受到他嫉惡如仇的激憤和洞若觀火的明智，這體現了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生立場，他的學術與人生實是互動交融的。他論《穀城石人腹銘》，引用清初人屢次以“磨兜堅”入詩，如陳瑚“磨兜堅，慎勿言！言之輸國情；挾筆硯，慎勿書！書之殺其身”，然後說：“一典之頻使，亦可因微知著，尚論其世，想見易代時文網之密也。”（《管錐編》第三冊，第879頁）桓譚《桓子新論·譴非》雲：“夫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舉例說《易》之“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人主看了會說“何為比我禽獸”？如說“聖明與堯舜同”，人主又會說“何為比我於死人”？錢先生於是寫道：“按必有為而發，不圖東漢之初，文網語阱深密乃爾。”（《管錐編》第三冊，第971-972頁）在《錢鍾書手稿集》第二卷第1200頁中，他引宋元人羅公升《送歸使》詩：“魚鱉甘貽禍，雞豚飽自焚。莫雲鷗鷺瘦，饞口不饒君”，他又寫道：“按，沉痛語。蓋言易代之際，雖潔身遠引，亦不能自全也。”上述詩文本身並無明顯的時間斷限，這裏的“易代時”、“東漢之初”、“易代之際”，頗可玩味。他自然不在刻意借古諷今，一貫反對“影射史學”，但現實嚴酷生活中的種種感觸，禁不住在筆端流露出來。
麵對命運不能自主的生存環境，致慨於“處世難於攝生”，錢先生養成了自覺的自我保護意識。他個性率直，放言無忌，月旦人物，褒貶世事，都未罹五七丁酉之厄，被視為“奇跡”，其實，端賴於這種生存智慧。他建國後，為人低調，杜門謝客，絕無政治上的表現欲望。一九七九年他出訪美國，有人問他何以在“文革”中未吃大苦頭，他幽默地說：“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台北《聯合報》1979年6月26日），言下頗有自幸之意。其次是謹言慎行，嚴防授人以柄。他曾引朱慶餘《宮詞》：“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鸚鵡”或即“刺取陰私”的鷹犬；楊萬裏《題沈子壽〈旁觀錄〉》雲：“逢著詩人沈竹齋，丁寧有口不須開，被渠譜入《旁觀錄》，四馬如何挽得回！”一言之失，駟馬難追，《旁觀錄》變成了黑材料。（《管錐編》第三冊，第862頁）在正式會議或政治學習中，他經常保持沉默。有同事描述說：“他在會上不大發言，大部分情況下隻是聽別人說話，有時他聽著聽著會低頭微笑，笑什麼當然隻有他自己知道了。”（徐公持《古代組“老先生”印象記》，《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平實而頗能傳神，與他在私人談話空間時口若懸河、神采飛揚的情態，判若兩人。一九九二年他有一次對青年的“寄語”：
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如果他是一個表裏不一的人，他可能會抓住你話中的漏洞從你身後邊捅你一刀，把你賣了；如果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嚇、威脅下，他可能會做一些偽證，捏造一些無中生有的事件來；如果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人，他可能會十分坦率地承認一些對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他可能會因保護你而犧牲了他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談話的對象是兩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是外國文學所同事的孩子，對錢先生而言，已是孫輩了。他們為取一份校樣去錢家，錢楊倆先生對他們說了以上肺腑之言，他們記錄成文，題目是《錢鍾書、楊絳先生寄語青年》，初刊於《科學時報》，文章是經過錢先生過目改定的。（收入《一寸千思》，遼海出版社，1999年）錢先生的父親曾為他取字“默存”（大概是從《易·係辭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來），上述四個“如果”這段文字，可以看作他為自己補寫的《字默存說》（蘇洵有《名二子說》、《仲兄字文甫說》），也是一篇現代版的《說難》，比之韓非專論臣下進言之難的《說難》，更直指世道人心，更抉剔入微。另一次對青年的“寄語”在一九八七年。他托當時文學所所長轉告：“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報的。”堅持淡泊名利、低調做人的立場，懇切真誠。他還說了這麼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防範急切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見劉再複《錢鍾書先生紀事》，《東方早報》2009年11月15日）
曆史已翻過了沉重的一頁，民主、法製、尊嚴、和諧日益成為當今社會的關鍵詞。“間諜案”誇大其事，“汙蔑案”無中生有，但對錢先生已造成了嚴重傷害。教訓的吸取不應忘記，錢先生對專權雄猜和種種羅織誣陷、告密偽證之風的批判，仍給我們以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