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的一丈開外，有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株古柏，遙想大司徒鄧禹當年手植之時一定是偉岸挺拔，多少人為它獻上讚詞，自然不會是現在這樣奇形怪狀的猥瑣，高低不一，坐臥無章。然而，恰恰是它的偉岸挺拔招來了電擊雷劈，造就了現在這副模樣。乾隆禦賜它“清奇古怪”，自然是有感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對生命的禮讚，卻忽略了古柏自身的不幸身世。原來，這樣的審美竟是建立在對象萬劫不複的無限痛苦之上，這樣的審美讓我想起了龔自珍《病梅館記》中所揶揄的那種病態。
黃楊截然不同，從它選擇入住這方僻靜的院落起，便注定了它的與熱鬧和頌歌的無緣，它孤守著自己的一方追求，卻成就了生命的永恒。如果說，黃楊是寧靜致遠的老莊，那古柏是否屬於舍身成仁的勇士呢？老樹無言，牆上有字，小院牆上林森老人的題字“般若船”，或許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通達彼岸的真諦吧。
車前子是一味藥
讀車前子的文章常常忍俊不禁地笑出聲來，說東道西，吊兒郎當，且不著痕跡，不經意間又讓你覺著話裏似乎還藏著話，就像吃洞庭山的碧螺春，要品到第二三開時才漸漸有味道。這大概就是典型的蘇州文人的脾性吧。隨便找兩段來讀讀：“我曾經把紅菱比喻為江南的肚臍眼，這就是報應，因為既然是肚臍眼，那麼肚臍眼裏總會有髒東西。”虧他想得出這樣的比喻，促狹，不過不這樣寫的話總有點不煞癮，不痛快。還有：“三個人聊著天，老板娘說話輕聲輕氣的，像在繡片上穿針引線。我很奇怪現在的某些蘇州女子為什麼一開口嗓門都那麼大。”這就頗有些像周柏春的冷噱了，說者有心，但聽者也要“接令子”的，得有些專業水準才行。明朝有個金聖歎，馬上被砍頭了，還在篤悠悠地交代兒子“花生米和豆腐幹一起吃能吃出大閘蟹的味道”，不知後世的蘇州文人有幾個真正聽懂了。
我是在讀車前子的《好花好天》時忽然就有了上述的這些想法。讀書的時候正值初春，讀著讀著，庭院裏的花竟次第開放了，先是山茶，爾後是海棠牡丹芍藥月季，空氣很幹淨，風很柔和，陽光一覽無餘地瀉下。便覺著好花好天的題目真是好。這樣的季節裏，人很容易有一種莫名的衝動，很想和一些好朋友聚聚。這樣想著，車前子竟真的來木瀆了。不過，車前子這次來木瀆不是寫文章，也不是來喝酒，而是來開畫展的。早就知道車前子閑來喜歡塗鴉，但開畫展似乎也太誇張了一點。大概是知道自己幾斤幾兩，車前子和陶文瑜的書畫展沒有放在蘇州的圖書館或其他畫院展廳，而是放在了木瀆的一所農村小學的幼兒園裏。畫展是在下午三點開幕，而我正巧送女兒去火車站，趕到幼兒園已是四點多，來祝賀講話的領導大概又去趕下一個場子了，隻剩下幾個熟識的朋友打著堆閑聊，見我到了，一臉遺憾地說領導走了，我說蠻好蠻好。車前子上前和我搭腔，也說蠻好蠻好。我開始很捧場地欣賞起車前子的畫和陶文瑜的字來。說實話，我對書畫是外行，何況車前子畫的田雞癩團葫蘆扁婆一點也不像，倒有點像我女兒小時候的塗鴉，或者像他自己的朦朧詩。我突然覺得車前子把畫展放在幼兒園真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為放在展覽館裏的畫自然是大師之作，一般人是挑不出什麼毛病的，幾無瑕疵，幾近完美，大師才不會展出那些幼稚的習作呢，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可是我想，大師的畫是給別人看的，所以大師常常會把自己的臉藏起來；車前子的畫是給自己和朋友看的，用不著擔心別人的說東道西，所以，他的畫裏自然就多了一些率真。不登大雅，卻見性情；不是畫家，無需藏拙。無欲則剛，無求者無畏。
車前子的無畏在我認識他的第一天就領教了。不過，那時候的車前子隻在文章中出現，生活中還叫顧盼；不像現在，一般人隻知道大作家車前子，並不知道顧盼，許多人便順理成章地尊稱他為“老車”。
那是1984年的秋天，作為市群藝館征文比賽的獲獎者，我和車前子同赴安徽黃山采風。當晚宿山下，翌日一早，一行三十多人開始爬山，直取光明頂。光明頂是黃山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00米。當時山上還沒通索道，翻越這崇山峻嶺全靠一雙腳板，清早出發，抵達目的地時已是黃昏，每個人的雙腿如灌了鉛一樣，步履蹣跚，舉步維艱。有的腳底還起了血泡，踮著腳尖走路，一跳一跳地，像山林中的鬆鼠。等我們吃過晚飯，休整停當，大約八點多光景，才突然想起車前子還沒到。忘了交代了，我們一行中有兩人腿有殘疾，其中之一就是“老車”。我們趕忙循原路找去。此刻，月光正白花花地灑落下來，在遠處的山嶺和近處的樹木草叢間流淌，山路上寫滿了水的囈語。遠遠地飄來一陣《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男聲女聲，氣勢磅礴，漸行漸近，從前方山坡下漸漸升起一片人群，隻見車前子拄著雙拐，在眾人簇擁之下，雄赳赳氣昂昂，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月光如水，他們儼然是一群涉水而來的“八仙”，而車前子無疑就是那位懸壺濟世的“鐵拐李”了。是的，在當時眾人的心目中，車前子的確如仙如神，他的朦朧詩全國知名，他的散文《燈蛾》在《青春》獲獎，他的一雙拐杖似乎也充滿了魔力，否則，我們健康雙腿都難以攀越的黃山，何以在他那一雙魔杖之下如履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