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丹不談政治，但是正像美國的電視布道者的說教常常會影響美國政治的走向一樣，新儒家也一定會有它的政治意向，也一定會對中國將來的政治改革提出他們的建言。這就是為什麼貝淡寧花很大篇幅談論蔣慶的緣故。蔣慶退居貴州一隅辦書院，國內一流的學者要麼無視他的存在，要麼把他作為儒家原教旨主義的負麵例子來提。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其他的新儒家學者不同，他以政治儒家為標榜，是新儒家中唯一有政治設計的人。蔣慶想象了一個三院製的政治體製，由所謂的“通儒院”，“庶民院”和“國體院”組成。其中隻有“庶民院”是按民主原則由老百姓選出的議員組成，其他兩個院完全是按精英政治原則建立。所謂的“通儒院”由指定的儒家君子們組成，所謂的“國體院”由曆代聖人的後裔組成。這個政治製度很奇怪，但確實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它和中國其他一切標示著“中國特色”的事情一樣，承認西方的民主原則是不錯的，但是隻能給民主一點有限的位置。
貝淡寧把他的書的第一章題為“從共產主義到儒家”，這是他在這幾年就近觀察中國後的一個感想。這個感想不僅來自於他和他的同事學生討論政治哲學的課堂，也來自於他對中國社會的各式現象的觀察：中國體育迷對比賽的反應，中國家庭怎樣對待他們的保姆，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唱卡拉OK？他們想要獲得的軟實力是什麼？等等。他的觀察和分析或許不全麵，他對中國當代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評判或許有偏頗，但是從他的書裏我們常常能發現我們中國人自己看不到或沒重視的東西。
為何要否認莎士比亞？
在西方，有一大批人孜孜於尋找莎士比亞劇作的真正作者，他們不相信那個退休在艾馮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鎮上的鄉紳是我們熟悉的那些戲劇傑作的作者，他們堅持認為必定有別的什麼人借用了莎士比亞的名字來發表《哈姆雷特》、《李爾王》等了不起的劇作和詩行。
這些人為什麼要否定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呢？或許我們所知的莎士比亞生平中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實際上那些否認莎士比亞的著作權的人的說法和證據更加可疑。這場擾動了西方學術界一個多世紀的爭論據說是由十八世紀的一個名叫威爾莫特的教士的發現所引起的。一九三二年有人在權威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發表文章，說有個叫考威爾的人在一八〇三年時曾在伊普斯威奇哲學學會做報告，透露了十八世紀的威爾莫特教士的發現，即莎士比亞不是莎士比亞作品的真正作者。文章說，威爾莫特準備為莎士比亞寫部傳記，在收集了有關莎士比亞的生平材料後發現這個人不可能是莎士比亞劇作的作者。但是，文章說威爾莫特後來把他所有的研究材料都銷毀了，隻是在他死前才把這個發現告訴了考威爾，於是才有考威爾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寫出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文章大大推動了證偽莎士比亞並挖掘真正的莎劇作者的轟轟烈烈的事業。
有意思的是，這個揭偽故事本身卻也是偽造的。本書的作者提出確實的證據，證明所謂的考威爾報告不可能是十九世紀初的作品，因為裏麵使用的詞彙和一些信息隻有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在英語中出現。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根本就沒有考威爾這個人，也沒有什麼伊普斯威奇哲學學會。這聳人聽聞的一切都是偽造的。
這樣的揭發並不能打消非莎派的信仰。不相信莎士比亞寫了莎士比亞作品的人還分成好幾個陣營，一大陣營堅信名作家培根是真正的莎劇作者。一個也姓培根的美國女人在十九世紀中期首先提出這個主張，她曾遠渡重洋來到英國，打算發掘莎士比亞的墳墓來找證據，後來她被她的侄女接回國，在精神病醫院裏度過了餘生。她的後繼者熱情更高，在培根的文章裏細細索隱，找出了大量的線索，說明培根不僅寫了全部的莎士比亞戲劇，同時代所有題名為馬洛，格林，斯賓塞，伯頓和皮爾的作品全都是培根寫的，培根還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私生子，因而應該是英國王位的繼承者。另外一個陣營主張牛津伯爵是真正的作者，但是他們的論點也有自己的嚴重問題，莎士比亞有一些作品在時間上是牛津伯爵死後才寫成的。
其實，關於莎士比亞的生平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也有確實的證據表明他是一位戲劇家和作家。而所有質疑莎士比亞的著作權的懷疑人士並沒有任何史實材料來否定莎士比亞的存在和他的寫作。所有的疑問和猜測都建立在這樣一個觀點上，即具有莎士比亞這樣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的人不可能寫出內容如此豐富的作品來。這個觀點是不是太勢利了一點？本書作者認為，我們真正應該研究的是，到底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那麼多人會至今還堅持否定莎士比亞的著作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