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三年，貝淡寧的黨校學生又打算請他去演講，題目呢？仍然是“如何學好英語”。貝淡寧疑惑了，他已經把他第一次演講的經曆寫進了他的文章，大家都知道他談學習英語隻是個借口，他和學生真正討論的是政治問題。如果黨校領導已經明白他會去講他想講的內容，為什麼他們不直接讓他自己選一個題目呢？可是不，題目必須是“如何學好英語”。三年了，黨校有了些變化，中央黨校的大門不再那麼戒備森嚴，來客也不需要登記了。但是演講還是得從學習英語開始，隻有到了學生提問的時刻，真正的題目才出現了。接著“看原版電影對學英語有沒有幫助？”這個問題，來了下一個問題：“在一個沒有自由傳統的國家裏怎麼才能實現民主？”緊接著的問題是，“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關係是怎樣的？”等等。當貝淡寧回答了關於自由主義民主的問題後，時間已經到了，於是很自然地轉到最後一個問題：“在西方英語考試都是選擇題嗎？”這個問題最終表明，他們進行的是一場關於英語學習的演講。
這樣，貝淡寧教授在教中國學生的同時也在學習中國的表達方式。同時他更在努力理解中國當代的思想，生活在清華大學的他能夠就近觀察和分析影響著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特別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思潮。清華大學有著新左派的標杆性人物，但是他對新左派並不感興趣，覺得他們空喊社會平等，既沒有針對實際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理論上也空空洞洞沒什麼有價值的建樹。
新儒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有次參加了一個博士論文的答辯會，論文是關於一位當代西方哲學家的。可以看出論文的作者對理解他的研究對象下了大工夫，但是，貝淡寧評論說，整部論文隻是對那位哲學家思想的介紹，卻沒有任何批判性的分析。在他這個西方學術傳統裏培養出來的學者看來，批判性思維是學術的根本。作為學者，我們對講到的每個論點都必須從根本上質疑一下，這篇論文顯然缺乏這種批評精神，因此難以被稱為是合格的學術工作。使他吃驚的是，同是答辯委員的一位中國教授起來為那個博士生辯解。這位教授說，按照中國的傳統，學生的責任是學習，是盡可能好地理解前人的學說，批判不是輕易可以做的，能夠好好地懂得和掌握前人的學術思想就可以了。一開始，貝淡寧幾乎難以置信這樣一個辯解是出自一位大學教授之口，大學教授的根本職責不就是讓學生學會批評性思維嗎？為什麼這位教授居然會認為批評性思維不重要甚至不必要？
好學深思的貝淡寧覺得這不會隻是那位教授個人的特殊看法，應該是有一個文化傳統因素在裏麵，這個因素就是儒家的文化傳統。為了說明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他想象了一場思想辯論。這是那種現在很流行的電視辯論論壇，題目是“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大學教育”，邀請了兩位名教授擔任辯論嘉賓，正方的辯論嘉賓是孔教授，孔教授者，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也，因為如果他生活在今天，那麼他最可能從事的職業應該是大學教授了，他能得到最多聽眾的地方應該是電視論壇了；反方的辯論嘉賓是胡教授，胡教授者，胡適也。讓這樣兩位人物來辯論，顯然是因為政治哲學專家貝淡寧先生認為當前中國思想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和對中國未來會最有影響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和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
胡教授對大學的期待很明確，那就是教育學生學會自己思考自己分析和批評，這樣學生就會成為負責任的和有自己的判斷力的公民，因為教育的使命是培養能行使民主權力能開展民主政治的公民。但是孔教授對這個觀點大不以為然，孔教授相信精英教育，大學應該培養社會未來的領袖人物，為此，學生應該努力學習以往聖人的經典，學習經典的最好方法是千年來行之有效的誦讀熟記方法，而決不是妄自批評。批評很危險，因為批評性思維常常會導致對立和衝突，有害於和諧社會的建設。“啊！‘和諧社會’，你怎麼像是在替政府說話！”胡教授聽到這裏叫了起來。
孔教授和胡教授沒能辯出個共識來，胡教授說倦了，巴不得辯論時間快完，而孔教授談興不減，拉著胡教授在錄製時間結束後繼續討論。貝淡寧的這個描寫暗示著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趨向，在他的這部描述中國當代政治思想狀況的著作中著重介紹的當代人物隻有兩位，一位是於丹，一位是蔣慶。這樣的選擇很會讓我們這裏許多自封的或他封的思想大師感到失望。但是西方人看我們自有他們的道理。看重於丹，是在於她的影響力。包括盜版在內，她的《論語新得》印行了一千多萬冊，不能不使人把她列為中國當代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現象。貝淡寧發現，從內容上看，如此成功的這部於丹的書實際上既不深刻也無甚新意。但是，她的道德說教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回應了中國當代社會的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值得注意。貝淡寧把於丹的講座及其書比作美國的那些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布道，盡管在內容上非常不同，兩者都滿足了社會大眾在經濟發展後產生的心理和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