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時我國的學術界熱衷於研究近代以來中國人怎樣看世界，重印了好多有趣的舊著，也出版了不少頗有價值的新作。近幾年來學術風氣又變了，引領潮流的大家們轉而探究起外邊人是如何看中國的。這目光一去一來地轉換，很能透出中國這些年來自我意識的變化。
但是至今有關外國人看中國的著述涉及的都是曆史材料，顯示的是我們的祖先眼裏的蠻夷到底是怎樣看待中華上邦的，這對矯正我們的曆史觀當然非常必要。然而，了解當代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對我們更有緊迫性。在這裏，有位加拿大學者寫的一部題為《中國的新儒家》的著作很有意思，他的不少經曆和想法發人深思。
作者名叫貝淡寧，不是貝氏哲裔，卻是地道的加拿大人士，和在中國謀生的許多白人（現在在西方已經不興說白種人，應該說是高加索裔人）一樣，娶了個中國妻子，起了個中國名字。說他在中國謀生有點會令人誤解，仿佛他是在本國生計蹇薄，故而來我們這裏淘金似的。國內報刊報道的先進事跡中慣常說什麼什麼人毅然放棄海外的高薪回歸祖國報效人民，我們都聽厭了這樣的故事。但是貝淡寧倒真正是一個主動放棄在香港的高薪教職來到大陸服務的專業人士。他畢業於名校，專攻哲學，一九九一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學成後在國立新加坡大學任教。本來他可以在國外的大學裏安安靜靜地過他鑽研哲學問題的書齋生活，卻在清華大學的盛情邀請下動了凡心，先是到清華大學當了一輪特聘教授，二〇〇六年後索性加盟清華大學，成了清華大學哲學係的一名正式教員，是國內第一個人文學科領域裏的外籍教授。
貝淡寧的決定是非常大膽的，因為他教授的不是古典哲學或語言哲學那樣遠離塵世的題目，他的專業是政治哲學，所思所論與當今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在中國最高學府裏開講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反應呢？
他小心翼翼地開始他在清華大學的教書生涯，發現沒人告訴他應該講什麼不海外書情能夠講什麼，提交上去的教學計劃也原封不動地被批準了。果然，他在教室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和他的那一小批學生討論幾乎任何問題，比較起他在新加坡大學的經曆，不禁使他喜出望外。但是，很快他就感到禁忌的存在，並且是相當奇怪的禁忌。中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他在中國能夠討論和分析東西方任何政治哲學，卻偏偏不能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他的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事們精通理論，但是從來不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當前和將來的運用。或許這是象牙塔裏的學者的通病，所以他又去訪問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那可是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的重鎮，在那裏他想他應該能夠了解到中共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新情況的。中央編譯局果然是個人才濟濟經費充裕的地方，好像學術空氣也很自由，但是談了半天，他唯一的收獲是編譯局送給他的一套精美的各種《共產黨宣言》的譯本，沒人對他的馬列主義政治哲學的問題感興趣。
他漸漸地也明白了，對談論所謂敏感問題的容忍程度，在課堂上講課是一回事，形成文字發表又是另一回事。有家刊物向他約稿，請他論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文章登出來後，他發現被刪去了一節，這一節引用了孟子關於討伐暴君的正義戰爭的觀點。孟老夫子的話怎麼也犯忌了呢？約稿的編輯事後來電話表示抱歉，希望他原諒。他隱隱地明白，因為孟子的說法有可能被理解為是支持了國際上的人道主義幹涉的理論，所以不能見報。
通過他的文章，貝淡寧漸漸地有了點小名氣，和編輯們打交道多了，他也更清楚在中國的報刊上什麼能印出來什麼不能印出來。他學了不少儒家思想，於是在一篇文章中建議中國恢複像科舉這樣的考試選拔製度來選舉政協委員。這樣具體的政治製度建議就無法見報，立刻給編輯刪去了。更熟悉中國的出版潛規則後，他驚訝地發現出版的時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之前所有的出版社的所有編輯都格外地小心，他們會把有敏感內容或大膽思想的文章或書籍壓一壓，等大會以後再發表或出版。
這位老外教授和中央黨校的交往最有趣。他的課堂裏來了個旁聽生，自我介紹是中央黨校的一名研究生，後來知道大概是某地一個經濟部門的官員。他對貝淡寧的政治哲學課程非常感興趣，常常在課後留下來和貝老師繼續討論。顯然他覺得應該把這樣精彩的哲學課程介紹到黨校去。也不知他進行了怎樣的努力，終於有一天他打電話邀請貝淡寧去中央黨校演講。講什麼題目呢？貝淡寧猜想總是關於西方政治哲學的某個論題吧。但是那位熱心的學員笑著說，請他去談談怎樣學好英語的方法。貝淡寧為難了，他是孩提時跟媽媽學會的英語母語，實在回想不出當時采用過什麼方法。但是，這畢竟是中央黨校第一次同意讓外國人去做演講，貝淡寧還是接受了邀請，盡管他明白他說不出什麼真能幫助中國學生學好英語的建議來。
能踏進黨校的大門，這使貝淡寧很有點興奮。他發現黨校有著北京最漂亮的校園，那裏的學生好奇地盯著他看，好像還是在多年前的中國或在偏僻的鄉下那樣。那天晚上來了不少學生，他好歹說了些關於學習英語的話，但是實際上的思想交流開始於演講結束時，他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問題，一些關於政治哲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