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把拿破侖貶低成一個卑微的小醜和大肆美化俄羅斯軍隊的官兵，托爾斯泰製造民族神話的另一個環節是沙皇與臣民的關係。在奧斯特裏茨戰役之前，沙皇檢閱俄國軍隊。與沙皇父子同時出場的還有奧地利皇帝和皇太子，但與沙皇父子相比，他們缺少光彩，大為遜色。俄國軍團見到沙皇出現，報以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這些俄羅斯軍人，正如羅斯托夫堅信的那樣：隻要沙皇說一句話，“全國廣大群眾就會赴湯蹈火，去犯罪，去死，或者去完成最崇高的英雄主義的豐功偉績。”俄國就是沙皇，沙皇就是俄國。在這裏，道德和尊嚴徹底服從於俄國國家及其獨裁的國君，《戰爭與和平》表現的不僅是神聖俄羅斯的彌賽亞救世意識，還有絕對效忠於國家權力、服從擴張侵略宏圖的信念。
與當年普希金曾經打算親自上前線跟波蘭人作戰一樣，一八六三年，托爾斯泰曾打算中斷《戰爭與和平》的寫作，離開妻兒子女，親自奔赴鎮壓波蘭起義的前線。由此可見他的“愛國主義感情”是何等強烈，這種情緒無疑滲透在小說中。
《戰爭與和平》為俄羅斯帝國的光輝業績描繪了一幅藝術畫卷。在俄國的殖民行徑和自我形象之間，它發揮了很好的中介作用；俄國的形象就成了一個飽受外族欺壓和侵略、但是又有能力打敗入侵者、保衛自己家園、甚至拯救其他民族的偉大國家。
需要指出的是，《戰爭與和平》畢竟是作者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作品。到了晚年，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有了根本改變，他不僅猛烈抨擊沙皇政府，還對俄羅斯的殖民政策進行了反思，著名長篇小說《複活》中就有憤怒譴責俄國將軍殘酷屠殺波蘭愛國人士的篇章，當然反殖民主義立場最明顯、最典型的作品無疑是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都是十九世紀的經典作家，按照我們傳統的說法，他們都難免“時代的局限”。那末，蘇聯時期的那些著名作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又如何呢？讓我們看一看以西伯利亞題材著稱、在中國擁有眾多讀者的拉斯普京吧。
眾所周知，俄羅斯帝國在向西伯利亞和遠東擴張的過程中，其剿滅當地居民、瘋狂掠奪自然資源的罪惡罄竹難書，他們的殖民主義醜惡嘴臉暴露無遺。有學者稱：“一五八二至一九五三年間，西伯利亞這個名稱是扼殺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同義詞。在這個時期，俄國人至少消滅了七十五個民族和至少同樣數量的語言。”俄國的經濟在相當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亞的資源。廣袤而富庶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為俄國提供了大量的皮毛、貴金屬、石油和天然氣。早在十七世紀，俄國國家收稅的十分之一來自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皮毛。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西伯利亞的黃金產量增加了二百五十倍。二十世紀，蘇聯得以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除此之外，西伯利亞和遠東還是傾倒犯人和強製遷移少數民族的“垃圾場”。總之，西伯利亞在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出生在西伯利亞、以西伯利亞為主要創作題材的拉斯普京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呢？他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西伯利亞啊，西伯利亞……》集中反映了他的觀點和立場。他首先頌揚征服西伯利亞的哥薩克首領葉爾馬克，把他描繪成一名為了俄羅斯帝國大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神話式英雄：“哥薩克隻有五百人，而敵人的數目高達數千；俄國勇士們如果不是得到具有出類拔萃的軍事才能和行政能力的葉爾馬克的領導，敵人是可能取得了勝利的。”拉斯普京所說的“敵人”，就是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原住民，他所渴望的“勝利”就是對原住民的屠殺和剿滅。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僅僅這兩次慘案，俄國殖民強盜就殺害了我們近一萬名手無寸鐵的同胞。對於葉爾馬克、哈巴羅夫、波亞爾科夫這些劊子手殘酷屠殺殘害當地居民的令人發指的罪惡行徑，拉斯普京閉口不談，反而百般讚揚他們，與一個半世紀之前普希金讚揚征服高加索的葉爾莫洛夫的口吻幾乎如出一轍。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拉斯普京居然罔顧事實，說西伯利亞原本沒有本地居民，仿佛俄國人是進入了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他在中篇小說《告別馬焦拉》中就製造這樣的謊言。拉斯普京宣稱，西伯利亞就是俄羅斯人祖祖輩輩居住的故土。如今為了在安加拉河上建造水電站，需要淹沒俄羅斯人居住的馬焦拉島。於是，拉斯普京大肆渲染村民們故土難離的情緒和心理。請注意“馬焦拉”這個村莊名稱，其中藏著玄機，是作家按下的一枚釘子：“馬焦拉”源自“母親”這個詞，表示這裏是俄國人祖輩居住之處，是俄國人世世代代的家園。曆史事實是：安加拉河流域原來是我國少數民族的居住地，一七二七年沙俄采用卑劣的手法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布連奇斯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從此這個地區被劃入了俄國版圖。正因為西伯利亞原本不是俄羅斯的領土，所以拉斯普京不惜歪曲曆史，再三強調這片土地是俄羅斯人的故鄉。這種說辭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
有趣的是，拉斯普京又自打耳光，大言不慚地稱讚俄國人對土著居民的友好態度。他承認，有人要奴役西伯利亞人，不過立即遭到政府和俄羅斯人的指責，不像英國殖民者那樣可以無法無天，慘無人道地奴役美洲土著。拉斯普京反複強調，西伯利亞本地人歡迎新移民的到來，遷移到西伯利亞的俄國農民與當地的布裏亞特人和通古斯人關係既融洽又友好。我們知道，沙皇政府為了永久侵占掠奪到手的西伯利亞和遠東，為了在這個地區實行俄羅斯化，便把大量的西部農民遷移到西伯利亞，而引誘、鼓勵農民東遷的措施就是解除農奴身份和減免收稅。數量眾多的俄國殖民移民在沙俄政府的安排和保護下，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資源，甚至反客為主，排擠、限製、驅趕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下，原住民哪能會張開雙臂歡迎外來者呢！拉斯普京斷言：“西伯利亞比俄羅斯更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俄羅斯是一家……沒有俄羅斯，西伯利亞就無法生存……西伯利亞早已命中注定是俄羅斯血肉的一部分。”這番話徹底暴露了拉斯普京歪曲曆史、美化殖民主義的立場。
平心而論，拉斯普京在反映現實、探索道德方麵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我也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翻譯過他的中篇小說《火災》，並寫過評論文章，肯定他對蘇聯社會瀕臨崩潰的敏銳預感。但他骨子裏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遮蔽了他的視野，使他無法正視正在急劇變化的世界，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蘇聯解體後，拉斯普京發表的作品基本上都充斥了哀歎、怨恨的灰色調子。他的長篇新作《伊凡的女兒，伊凡的母親》告訴讀者，“狡猾的中國人”和“蠻橫的高加索人”紛紛到西伯利亞經商，他們擠占了俄羅斯人的生存空間，敗壞了社會道德。令人遺憾、也令人擔憂的是，我國的一些拉斯普京研究者，也許當慣了賈桂，居然不分是非，大肆讚美這樣一部與時代大大脫節、甚至明顯侮辱中國人的作品。（見《拉斯普京創作研究》孫玉華等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近數十年來，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後殖民主義理論研究在政治、曆史、經濟、文化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對於殖民政策罪行的自我意識在西方的語境中已經隨處可見，自鳴得意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氣球已經被戳破，對他者壓迫和歧視的黑暗麵遭到揭露。但是，這一潮流沒有觸動俄國，俄羅斯學界和民眾對殖民主義沒有根本的反思和批判，依然渾然不覺，沉醉於帝國的迷夢中。湯普遜的《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提出了一個棘手的論題，公開撥開了俄國人意識中的一個傷口，為我們認識俄羅斯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以上文字多數是轉述湯普遜新著《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的內容。該書共七章。第一章敘述研究狀況，提出論爭的問題。第二章探索帝國話語的產生，主要例證取自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第三章討論托爾斯泰的紀念碑式作品《戰爭與和平》。第四章題為“俄國文學中的中亞敘事”，集中討論索爾仁尼琴。第五章是“蘇聯晚期的帝國欲望”，以拉斯普京為例，探討蘇聯作家與西伯利亞的關係；第六章分析蘇聯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俄國意識形態，解剖的對象是形式主義批評家施克洛夫斯基和官方推崇的利哈喬夫。作者還用了相當篇幅介紹蘇聯新聞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拙劣表現。最後一章闡述了解構俄羅斯帝國的當代女作家彼特拉舍夫斯卡婭。在結束此文的時候，筆者認為有必要介紹一下作者：埃娃·湯普遜出生於考納斯（現立陶宛）一個波蘭人家庭，二次大戰後隨父母遷居波蘭，畢業於華沙大學，後赴美國深造。曾執教於印地安納大學、弗吉尼亞大學、萬特比爾特大學，後隨統計學教授的丈夫定居休斯敦，現為休斯敦市萊斯大學斯拉夫學研究教授，《波蘭評論》季刊主編。她的另一本著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也由楊德友教授譯成中文於一九九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