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梅克人——烹調技術低劣，製作的食物糟糕透頂，女人都是狐媚子；
切爾凱斯人——生性殘忍，世世代代鬧內訌，彼此仇殺，劍和馬刀是他們軀體上的器官；
奧塞梯人——貧窮，懶惰，狡猾；
土耳其人——在阿爾茲魯姆陷落之前，“王公的宮殿被搶劫一空，沙發被撕裂，地毯不見影蹤。”言下之意：俄羅斯軍隊是解放者，而土耳其人倒是一夥強盜，自己搶劫了宮殿；
……
總之，無論是高加索還是土耳其，普希金看到的全是落後、貧困、肮髒和野蠻。“不管化多少錢，無法買到普斯科夫省一個小鎮上的小商鋪裏可以買到的東西。”“貧困”、“肮髒”和“野蠻”成了亞洲的代名詞。相比之下，俄國侵略軍簡直成了一支英勇善戰、無堅不摧的威武之師，帕斯凱維奇一晝夜就擊潰三萬土耳其敵軍，迅速占領了阿爾茲魯姆；俄軍又是一支文明之師，所到之處，馬上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幾年以前，高加索的溫泉浴池“都是倉促搭建起來的棚子……現在宏偉的浴室和大樓拔地而起。兩側栽種了菩提樹的林蔭道一直通往馬舒克山的山坡。到處都是整潔的道路、綠色的椅子、長方形的花圃、小橋和亭子。溫泉都經過了整修，鋪好了石塊；浴池牆上掛著警察局的告示；一切都顯得整齊、清潔、美觀。”
可見，普希金這時候完全站在俄國殖民主義立場上，成了俄國殖民主義的代言人和辯護士。偉大的魯迅先生對此倒有比較公正的看法。八十多年前，他在《羅摩詩力說》中就曾指出：普希金從監禁地返回莫斯科之後，“立言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衝突者，鹹力避而不道，且多讚頌，美其國之武功。”遺憾的是，如今的中國學者，也許是長期洗腦的結果，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反倒讚揚普希金明顯的殖民主義言行是“表現了軍人之勇”（見《普希金文集》第一卷“前言”浙江文藝出版社）。
也許普希金的《致誹謗俄羅斯的人們》、《紀念波羅金諾戰役》和《阿爾茲魯姆遊記》這些作品，除了研究者之外，並不為中國廣大讀者所了解。那末，萊蒙托夫的社會心理小說《當代英雄》，則不僅是俄語專業學生的必讀書，也是廣大讀者津津樂道的經典之作。萊蒙托夫在《當代英雄》中塑造了一個對現實不滿、卻又找不到出路、內心痛苦不堪的“多餘人”畢喬林。應該說，這個文學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真實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羅斯貴族青年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現實。但我們往往忽略了審視作者對待高加索及其居民的態度。《貝拉》是《當代英雄》中寫得最成功的章節之一，作者把我們帶到了風光迤邐的高加索。作者借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在高加索的經曆。因為要走山路，他雇了六頭公牛和幾個奧塞蒂人幫助拉馬車。一名奧塞蒂人扛著他的皮箱，另外幾個奧塞蒂人就吆喝著催促那些牛拉車。就在這輛馬車後麵，有四頭牛拉著另一輛車。那車盡管裝得滿滿的，幾頭牛卻像拉空車一樣輕鬆。他感到納悶，於是向那輛車的主人打聽是怎麼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這些亞洲人簡直是壞蛋！您以為他們嘴裏嚷嚷著是在幫忙嗎？鬼才知道他們在嚷什麼！牛倒懂得他們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頭牛，隻要他們這麼一嚷嚷，牛就一步也不動了……混蛋透頂的騙子……他們就愛從過路人身上多弄幾個錢……瞧吧，回頭他們還要向您討酒錢呢……他們連俄國話‘麵包’都不會講，可學會了：‘老總，給點酒錢吧！’我看，就是韃靼人也比他們強，至少韃靼人不是酒鬼……”萊蒙托夫一上來就把奧塞蒂人描寫成了騙子和酒鬼。
畢喬林強占韃靼少女貝拉曆來被看作是一出具有異域風情的浪漫主義愛情悲劇。畢喬林在韃靼王爺嫁女的婚宴上初識美少女貝拉，馬上為貝拉的美貌所傾倒。於是利用貝拉的弟弟愛馬如命的弱點，設計將貝拉搞到手，但不久便開始冷淡她，最終貝拉被暗地裏愛她的同族人卡茲比奇刺死。畢喬林占有貝拉並非出於真正的愛情，完全是為了填補自己空虛的心靈，他把貝拉看作自己人生遊戲中的一個玩偶，一旦無法滿足心靈的需要便棄之如敝屣，正如他解剖自己時所說：“野姑娘的愛情比貴婦人的愛情好不了多少；野姑娘的純樸無知也同貴婦人的賣弄風情一樣使人厭倦”，“我跟她在一起感到無聊”。他非常清楚，如果貝拉不是死於卡茲比奇的刀下，她的結局也許更加悲慘。因此，當別人勸慰他不要因為失去貝拉而過分傷心的時候，他居然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傳統的評論一般著重分析畢喬林這個“多餘人”扭曲的心靈，很少關注畢喬林給貝拉及其一家帶來的悲慘結局，以及隱藏在這悲劇後麵的殖民主義心態。且看萊蒙托夫怎樣塑造高加索居民的形象：貝拉的弟弟阿紮瑪特頭腦簡單，愛馬如命，為了得到一匹好馬，可以把自己的親姐姐綁起來拱手交給畢喬林；貝拉這位韃靼美少女，初次見到畢喬林便讚揚俄羅斯軍官比韃靼青年更英俊，遭到綁架後曾經絕食反抗過，但抵擋不住畢喬林的花言巧語，最後主動投懷送抱；卡茲比奇是個盜賊，暗戀貝拉，在搶奪心上人的行動失敗後竟然對戀人痛下殺手。總之，在這位俄羅斯軍官的眼中，高加索的山民，從頭腦簡單、為了一匹良駒甘願把自己的親姐姐送給畢喬林的阿紮瑪特到親手殺死自己心上人的強盜卡茲比奇，到一開始以絕食反抗劫持、最後又主動投入畢喬林懷抱的鮮花般的美少女貝拉，一個個都是頭腦簡單或者生性凶殘或意誌薄弱的賤人。作者竭力醜化山民，目的在於凸顯俄國青年軍官“像挺拔的白楊”那樣英俊和軒昂，反襯俄羅斯人道德的高尚和思想的深邃。盡管萊蒙托夫成功塑造的畢喬林這個“多餘人”形象在俄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高地位，但隱藏在背後的殖民主義心態往往被大家忽略，這倒是很值得引起我們警惕和思索的一個現象。
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卷帙浩繁，氣勢雄渾，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作品生動地描寫了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二〇年俄國社會的重大曆史事件和生活的各個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曆史，戰爭，人間的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世的啼哭到氣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後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啼哭，各種內心的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幣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衝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在這幅畫裏都應有盡有。”但是處於中心位置的是一八一二年擊敗拿破侖的“衛國戰爭”，作者最看重的是“人民的思想”，力求表現的是“人民戰爭的大棒以全部威嚴雄偉的力量”趕走了侵略者，從而成功製造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不可戰勝的神話。
托爾斯泰生活的年代，正是俄羅斯帝國向外擴張最厲害的時候。向北合並芬蘭，控製了波羅的海東岸；往西侵占波蘭，把邊界向西大幅推進；往西南吞並了比薩拉比亞；南下控製了整個高加索；又將中亞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納入自己的版圖；東部邊界從西伯利亞擴展到遠東，直達太平洋——俄羅斯帝國成了世界上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大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在沙俄帝國感覺最樂觀、情緒最亢奮的年代寫作和發表的。帝國對外擴張成了藝術的資源，反過來，托爾斯泰的小說又對俄國人膨脹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形象產生了重大影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製造了帝國的神話，這神話的核心便是：外國入侵，俄國奮起自衛。托爾斯泰的小說繼承了普希金《致誹謗俄羅斯的人》一詩的邏輯和基調，幾乎成了普希金詩作的一個續篇：俄國不僅單獨打敗了入侵的拿破侖，而且為歐洲的自由和幸福灑下自己的鮮血；俄國不僅有能力保衛自己，而且能夠拯救歐洲。《戰爭與和平》使這個信念永遠牢牢地紮根在俄國人的腦海中。托爾斯泰忽略、模糊或者隱瞞了一個關鍵的曆史事實：俄羅斯和法國曾在一八〇八年結成聯盟，密謀瓜分土耳其，而壓斷兩國之間聯盟的那根稻草則是貿易的衝突，即經濟利益。《戰爭與和平》竭力表現俄羅斯遭受法國侵略，刻意營造俄羅斯人民奮起抵抗法國侵略者的氛圍。於是，角色成功轉換：凶惡的狼成了無辜的羊羔，強盜成了受害者。讀者也許還記得，小說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參加奧斯特裏茨戰役，受傷後躺在地上遙望遼闊的天空，領悟了人生的真諦，但是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場戰役不是發生在俄國，而是在捷克的領土上。
在托爾斯泰筆下，俄軍統帥庫圖佐夫是民族英雄，而拿破侖則是一個高傲自大、愚蠢臃腫的侏儒，一個不懂軍事戰略的庸才，一個愛慕虛榮的惡棍。為了拔高庫圖佐夫和貶低拿破侖，托爾斯泰不惜違背了藝術真實的原則。俄羅斯人，從上層貴族到平民百姓，都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深明大義、勇於犧牲的愛國者，而波蘭人、立陶宛人等非俄羅斯人在作者眼中就完全是另一種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