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高產作家的摩羅，前些年寫下了大量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和專製製度的文章，最近又搖身一變，推翻舊有立場，拋出《中國站起來》這部“中國不高興”式的著作。這些讓他曝得大名的作品，都有一種極端化的傾向，情緒偏激，邏輯混亂，缺乏學者應有的溫和與理性。反倒是他那些不太被關注的文學分析方麵的文章，從專業角度進入，思路清晰，求實嚴謹，剖析作家其人其作不無深刻之語，見解亦多有可圈可點之處。
東方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出版的《孤獨的巴金：如何分析作家》就是這樣一部文學分析的集子。這些文章陸續作於十幾年裏摩羅慷慨激昂呐喊的間隙，涉及人物有魯迅、巴金、汪曾祺，以及當代的蘇童、劉震雲等。集子的主題比較單純，基本局限於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內，少見摩羅本人對知識分子的過度貶抑，亦看不見《中國站起來》式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評價人物基本可以做到持平而論，這對以“恥辱者”或“國家主義者”出現在公共視野的摩羅來說是難得一見的。
當然，雖然難得，其中亦不無摩羅本人的情感因素。至少在這些作家的選擇上，摩羅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首先是魯迅。和大多數人一樣，摩羅偏愛魯迅，因為魯迅一向以反壓迫和硬骨頭的形象出現，這是過去的摩羅心向往之的精神姿態。其次是巴金。摩羅認為巴金一生自抑自辱，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協調，想必摩羅對此亦深有體會。然後是廢名，摩羅著重於廢名不為趨時而寫作的一麵，雖然其命運多有挫敗，卻是為文學而堅守的典型作家。最後是蕭紅、劉震雲。摩羅從這些人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們對芸芸眾生的痛苦和恥辱的刻畫，以及流露出的真正作家應有的悲憫情懷。摩羅在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選擇他們進行“理解”。
不過，理解作家是一件相當主觀的事情。就文本詮釋而言，每個研究者都可能從不同角度得出南轅北轍的見解；就作品思想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而言，也考驗研究者的功力。摩羅在這方麵卻做得相當不錯，他往往能透過作品的表麵，摒棄已有的研究定論，抓住為人忽視的暗線，層層剝開，直達作家思想的核心之處。比如他通過研讀蕭紅的《生死場》，破除了一般認為這是一部抗戰小說的見解，指出這是一部描寫中國最底層民眾生活苦難的小說。他從蕭紅對民國時期東北農村的生老病死的展示中，看到了蕭紅心中那無法化解、無從皈依的悲情和痛苦。再如他說巴金。他認為，巴金一直在拒絕世人用作家的形象為他定位，他的理想是做一個改天換地的巨人，做一個以正義原則重整地球秩序的英雄，可是卻偏偏成了一個文字匠，世人對他的恭維也正集中於這個身份。他得出結論，巴金的內心隻有無奈、蒼涼和孤獨。
摩羅就是用類似這種方式來理解作家的。可以說，若無細膩、敏感的性格，以及和這些作家相似的心靈體驗，他不可能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體會他們的所想所感及價值關懷，進而獲得這種精確的同情之理解。這也和摩羅本人的出身和經曆不無相關。他身世坎坷，做鄉村教師多年，三十多歲來上海讀研究生，卻仍然沒有擺脫疾病和貧困的折磨。他對於農村貧窮、荒蕪的狀態，下層百姓凜冽、冷酷的內心，生命的脆弱和人事的無常有著頗深的體察。因此在接觸到蕭紅相關的作品時，會馬上產生一種與別人迥異的觀感。摩羅本人以寫評論文章成名，理想卻是做一個小說家；他身在學院之中，卻不滿足做一個純粹的學者，對那些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文化應該如何，中國人應該如何安身立命的大問題十分感興趣。處於兩者之間，卻在兩方麵都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他更能透過巴金看似平淡的作品，有所感悟，洞察出巴金和自己相似的內心彷徨和孤獨。
所以，摩羅理解作家、剖析作家的努力，實際上也是他理解自己、剖析的過程。他在《如何理解作家》這本書上得出許多概括性的觀點和結論，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他在雙重理解之後得出的自我告誡和座右銘。如分析作家與知識的關係，他認為，知識對作家必不可少，決定一個作家發展的，不是知識儲備，而是是否具備悲憫人類和吟詠生命的立場，以及理解世界和體驗人生的深度。對作家與時代的關係，他認為，作家可以參與時代的潮流，也可以是時代的旁觀者，但不能過於貼近時代，而犧牲了文學性。又如作家與政治的關係，他認為，文學與作為權力而存在的政治隻能是對立的，文學是抵禦權力的無限侵害，撫慰每一個受傷靈魂的最好武器。再如文學和弱者的關係，他認為，當一個人受到社會、國家、集體主義擠壓和剝奪的時候，是絕對的弱者。為弱者和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甚至拍案而起，是作家的光榮。總體來講，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到一個在文學觀上理智的摩羅，一個有風骨的摩羅，一個人道主義的摩羅，一個頗具自由風範的摩羅。參照當下的中國的語境，這樣的摩羅，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是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