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本書是德國女記者舍爾佛（Annette Schafer）所著《熊彼特》。舍爾佛不是學者，故而此書多從熊彼特的經曆和外在環境入手，研究傳主在那動蕩的半個世紀裏的起伏。但有一點，舍爾佛以她特有的女性直覺，認定熊彼特是輕度抑鬱症患者，並以此來解釋熊彼特的很多怪癖，頗有見地。所以這本書雖然沒有真正切入熊彼特的思想內核，但也有助於我們更全麵地了解這個人。
此外，當然也有一些華人的著作或者長文章，詳細介紹了熊彼特的生平和學術思想。比如台灣施建生先生的《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或者張培剛老先生為商務版熊彼特代表作《經濟分析史》所寫的長篇序言。他們兩位都曾在哈佛受過熊彼特的親炙。但是這些介紹也未能超出上麵三本傳記涉及的範疇，這裏就不多討論了。
第三本舍爾佛的傳記還是今年年初才出版。我們馬上又有了第四本，即麥克勞的《創新的先知》。麥克勞的這本傳記在四本書中最厚，並添加了大量注釋和參考文獻，對青年學生深入研究熊彼特思想頗有助益。就其內容而言，主要關注熊彼特的外在經曆，而不是內在的思想，這是我對於此書略感遺憾之處。
麥克勞將熊彼特稱為“創新的先知”，這自然當之無愧。事實上，現在經濟學界並存著許多進路大不相同的研究者，都自稱“熊彼特主義者”。“創新”是他們最為關注的一個概念。“創新”在這個經濟衰退、信心不振的年代，也是一個叫得響的口號。
可是我對以“創新”來概括熊彼特的思想，頗為懷疑。因為“創新”理論是熊彼特的成名理論，早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提出。此後，他經曆了中年危機。等他離開奧地利，站到哈佛講台上的時候，思想已經發生很大的轉變。可以說，在他的後半生裏，“創新”理論並不占據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眾所周知，熊彼特對學生極好，以至於把大量本可以用於自己研究的時間都用於和學生交談，甚至曾經為了學生無法借書而跟圖書館管理員決鬥。但有一點，熊彼特可以為你講解從古希臘到昨天學報上最新發表的一切研究，唯獨不講他自己早年的研究，這已經變成了一個“禁忌”。
據舍爾佛說，有幾個膽子比較大的學生，曾試圖引誘熊彼特打破這條古怪的規矩，故意一次次催促他在課上講解企業家創新理論，但每次都徒勞無果。就連跟隨熊彼特學習時間最長的施托爾珀也隻記得唯一有一次，一個學生窮追不舍，熊彼特迫不得已，隻好以極其簡練且毫無起伏的語言匆匆提了一下自己的理論，甚至沒有留下任何提問的機會。
除了舍爾佛總結的抑鬱症解釋之外，我們可以從熊彼特的姿態以及他後期的著作文本中，清楚地看出他對早年研究缺乏信心。企業家的創新，最終是通過“創造性毀滅”的過程，改變現有秩序，達致新的秩序。而熊彼特經曆了自己生活巨變和二戰導致的環境巨變後，必定對“毀滅”有了更深的體會，再不可能如年少時那般輕狂任性了。
我對熊彼特晚年的思想抱有濃厚興趣。那是一種深沉、複雜的對社會和對曆史的理解，完全不像早年的創新理論那般明快曉暢，所以被追求進步的美國學術界斥為過時。熊彼特在最後的日子裏，一直在寫《經濟分析史》，如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至死都未能全部完成。他未完成的三卷本《經濟分析史》在妻子的努力下出版，眾多學者紛紛讚譽它的宏偉、博大，卻對此書內在思想脈絡不置一詞。而我以為，這可能是全麵認識熊彼特思想的最重要入口。
先要選擇偉大事業，然後才可能變成偉人。認識偉人亦然。熊彼特之偉大，已經得到了各界的公認，而要真正認識他的偉大，還是要直麵他所投身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