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文字風格的變化之外，尹宣先生還基於對相關概念曆史語境的探究，重構了原著的“漢語譯名（概念）體係”。
首要的變化體現在書名上。《聯邦黨人文集》這一譯名流傳甚久，已近約定俗成，但尹宣先生認為，該譯名與曆史事實有所偏差。在《聯邦論》發表之時，政黨政治尚被美國開國者們視為不道德行為（《聯邦論》第十篇就集中談了未來共和國如何才能“控製黨派活動猖獗”的問題），因此當時並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也就沒“聯邦黨”一說，更沒有“聯邦黨人”這一政治身份。聯邦黨人這一黨派身份，還要等到幾年後傑斐遜和漢密爾頓等人在政治上決裂，成立民主共和黨與聯邦黨人分庭抗禮之後方才出現。在寫作之時，漢密爾頓、傑斐遜和傑伊等人不過都是支持聯邦主義政治理論的“聯邦主義者”而已。三人連續發文展開公開辯論，目的是為了呼籲紐約人民批準《聯邦憲法》，而非為了闡述政黨政治綱領。所以，該書譯為《聯邦論》更為精確。
除書名之外，另一被重構的譯名是state一詞。新譯本中，尹宣先生將state重譯為“邦”，蓋因美國各邦本身皆具有一定主權，亦即邦權，這與一般中央集權國家重地方州政府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宜稱之為“州”。
如前所言，因為《聯邦論》一書的重要地位和商務印書館譯本的深遠影響，書中相關概念的譯名無論是在學界內部還是在公共領域均已約定俗成，以後若想加以改變恐難實現。但是，尹宣先生在《聯邦論》中堅持使用新的譯法並予以解釋，仍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絕非是為了標新立異。
二〇〇三年，尹宣先生還曾翻譯了麥迪遜的《辯論：美國製憲會議記錄》一書。《辯論》一書是美國製憲會議最原始的檔案材料，也是研究美國憲法和憲政製度的一部經典著作。所以，當年尹宣先生的譯本一出版即引來國內學界讚揚（易中天先生讀後拍手叫好，但認為太專業，不宜傳播，因此以輕鬆調侃的風格重述了該書，以《費城風雲》為名出版）。數年後，尹宣先生又傾盡晚年精力翻譯了《聯邦論》。作為一位研究英語文學的學者，尹宣先生的這兩部譯著對法學研究領域的貢獻難以估量。《聯邦論》書稿完成不久，尹宣先生心髒病突發，病逝於武漢。為了翻譯《聯邦論》，老先生實在太過勞累。在這樣一個浮躁的年代，尹宣先生此等治學精神，當為學界模範。《辯論》和《聯邦論》兩書，也必將澤被後世。
熊彼特：創新的先知？
麥克勞（Thomas K.McCraw）的力作《創新的先知》在很短時間裏就被譯成中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定價也飆升到了八十元。這樣，我們至少已經有了四本嚴肅的、學術的、從不同角度切入的關於上世紀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傳記。
我們不妨按照中譯本的出版時間，簡單回顧那幾本傳記，認識一下這個以“維也納最完美的情人、歐洲最出色的騎手、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為目標的學術巨匠。
第一本書是洛林·艾倫（Loring Allen）寫的傳記，名為《開門：創新理論大師熊彼特》。這本書是標準的傳記筆法。作者一九四七年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與熊彼特相識，深受影響，此時已經是熊彼特生命的最後階段。熊彼特去世後，艾倫訪問了熊彼特的故鄉，又訪問許多與熊彼特熟識的人，掌握大量第一手的細節。寫作時，艾倫既注重把熊彼特的思想置於馬歇爾、凱恩斯、薩繆爾森等幾代學人構建的思想氛圍中，又注重熊彼特特立獨行的個性，顯得很有感染力。
第二本書是康奈爾大學的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所著《熊彼特》。斯威德伯格是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橫跨經濟學、社會學兩界，對社會思想有著深湛的研究。斯威德伯格真正欣賞的經濟社會學家屈指可數，其中最心儀的恐怕就是馬克斯·韋伯與熊彼特了。所以這本《熊彼特》半是熊彼特生平描述，半是從社會思想的角度對熊彼特進行剖析。此書十分精彩，但我以為卻未必真正符合熊彼特很多研究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