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歌德寫的第一部小說，雖然使用了當時流行的書信體，但自然流暢，詩意濃鬱，鄉間風景和人物心理交織，敘事和抒情毫無生硬之感，全書渾然一體。其中維特朗誦的莪相的古歌，正是歌德翻譯的，其雄渾、古樸、優美和憂傷對人物感情的發展起了多麼驚人的作用啊（後來知道，這位“莪相”是當時一位蘇格蘭詩人假托的）！這本小書甫一出版，立刻引起整個歐洲的關注，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年輕人爭相傳誦，形成一股風潮，不但模仿維特和綠蒂的行為和穿戴，甚至模仿維特自殺殉情，因而遭到“正人君子”詬病，認為敗壞了青年人的品行，引起尖銳爭論。這些，恐怕歌德本人也始料不及。直到晚年他還認為，維特的故事，和時代無關，它隻涉及到每個個別的人，“原來我生活過，戀愛過，痛苦過，關鍵就在這裏。”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作家認為作品隻是個人生活的反映，可是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告訴我們，它的價值在於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痛苦和憧憬，不然就不會產生一種“維特熱”。那個時代——歌德的時代，歐洲正處在貴族階層尚掌握著權力，而新興市民階層開始覺醒，對森嚴的等級製度不滿，青年人更是爭取個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但障礙重重，普遍籠罩著悲觀感傷的情緒。維特的悲劇正是對現實的抗議，因而引起廣泛共鳴，成為對德國影響很大的，以返歸自然、解放個性為目的的狂飆突進運動的號角。
寫完《維特》的第二年，歌德接受魏瑪公爵的聘請，擔任樞密顧問，後任魏瑪劇院監督。在這個德意誌封建小邦的官場裏，他陪年輕的公爵出遊，每逢重大節日奉命寫劇本上演……“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民謹慎的兒子、可敬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他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恩格斯語）
一八一二年的一天，歌德與貝多芬在避暑地散步，遠遠看到皇族隊伍，他馬上恭恭敬敬站到路旁，任憑貝多芬怎樣說，也不挪步，貝多芬隻好自己傲然前行，皇族們紛紛向他致意。貝多芬因此對歌德感到失望。一八一七年歌德發表短篇小說《新美露茜娜》，故事說某侏儒國為了解決一代比一代縮小的危機，以魔法把美麗的公主變大，去正常人的世界尋找一個愛她的男人，讓這男人變小，到侏儒國與公主一起生兒育女。這個男人找到了，他隨公主住進侏儒國的宮廷，可是不久就受不了內心的苦悶和窒息人的環境，終於逃走了……從與貝多芬散步的故事可以看出歌德的妥協，而這篇小說則反映出歌德局促於小公國官場的痛苦。這種痛苦，他在《少年維特的煩惱》中就已經體味過控訴過，可是終其一生都沒能擺脫。
《少年維特的煩惱》發表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後，在中國始有郭沫若的譯本（1922年）。當時“五四運動”餘緒仍在，此書在中國青年中產生巨大影響。楊武能的新譯本出版於一九八一年，一九九八年修訂。修訂本增加了法國畫家托尼·若阿諾（1803～1852）的十幅插圖，都是精細的銅版畫。從年代看，也許歌德本人看到過這些插圖，所以，其對作品人物的刻畫和對當時社會風貌的再現都值得我們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