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可以這麼說，像子路這樣單純、直率、胸無城府的人，是不太適合複雜的官場的；即便他們當了官，做了一些好事，也難免身陷困頓乃至險厄之中，結果往往不會有好下場。就是子路，他最終不就是死於衛國內亂之中，慘烈地被砍成肉醬了嗎。孝子曾參為何受責於“孝”？
曾參比孔夫子小四十六歲，是孔門弟子中的小字輩。在《論語》裏，孔子對曾參有個一字評語：“參也魯。”此“魯”不是指粗魯，而是指魯鈍，即反應不夠機敏。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孔子以（曾參）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此說自古以來就受到質疑。《孝經》的開頭第一句：“仲尼居，曾子侍。”稱孔夫子的字，而稱曾參為“子”（先生），若是曾參所撰，他不可能在稱呼上如此不懂規矩。《孝經》非曾參所撰，早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不過，曾參是個大孝子，則是確鑿無疑的。孟子就曾稱道：“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然而有一次，孝子曾參卻因其“孝”的表現，受到了孔子極為嚴厲的斥責。在《孔子家語》中有如下記述：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
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
“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嚐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嚐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這段記述中，有兩位老先生大光其火——先是曾老先生，為兒子在瓜田鋤草時誤斬了瓜根，就抄起大棒把兒子打昏在地；可在《論語》裏那個“言誌”的曾皙（名點），是何等灑脫、飄逸而有詩意：“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令孔子也忍不住喟然讚賞（“吾與點也”）；怎麼在家裏竟是另一副模樣，為了區區一個瓜根，就對兒子如此濫施家庭暴力？倘若此記載無訛的話，其詩意形象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還有就是孔老夫子，憤怒到不讓一個學生進門，這是極為罕見的，他老人家斥罵宰予“朽木不可雕”時，也沒說過這麼嚴厲的話。曾參因何惹得夫子如此怒不可遏？夫子以舜跟他的瞎子老爹的關係為例，說用小棍子打，舜且挨著，大棒子過來，則溜之乎也；而曾參卻“委身以待暴怒”，以至於被打昏過去，萬一打出三長兩短來，這不是“陷父於不義”嗎？此事甚至嚴重到有“殺天子之民”之嫌。在夫子看來，孝當然是天經地義，但又不能過，“過猶不及”；“過”到極端的地步，問題就更其嚴重。也難怪夫子要對孝子曾參如此嚴加斥責了。
自知“罪大”的曾參，此後遭受棍棒教育時，想必不會再魯鈍得不知適當規避了。至於曾皙是否一改其“力教”之舉，翻然變為循循善誘的慈父，恐怕就很難說。但不管怎樣，曾參對父親的孝順則是始終如一。曾皙亡故，曾參又展示出他那至孝的風範，在儒家經典《禮記》中有此記述：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製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曾參對孔伋（字子思）說那話，顯然是想告訴子思，自己為亡父是如何極盡喪禮，從而令其感佩不已。可沒想到子思非但沒感動，還說先王製禮是為了讓人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所以君子為父母亡故行喪禮，可以三天不吃不喝，扶著喪杖還能夠站起來。這是委婉地批評曾參過分反而違禮了。子思是孔子的孫子，但又是曾參的學生，他當然不可以像夫子那樣疾言厲色。子思這麼說是有根據的，先儒認為子女的身體是父母給的（稱為“遺體”），因此父母初喪時，子女悲哀得茶飯不思，人顯得消瘦憔悴一些，這是應該的，但要是毀傷了身體，那就違禮了。在上述記載裏，沒有曾參對子思婉責之詞的回應，也許受學生的責備，麵子上總有點那個吧。
曾參還有個叫樂正子春的學生，在其母親逝世時，強使自己五天不吃東西。不過他倒沒有以此炫耀於人，而是馬上自我反省了：我這樣矯情顯“孝”，不是對母親缺乏真誠嗎？如此又怎能對他人真誠呢！這件事也記錄在《禮記》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