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當過錢穆的老師的曆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其《中國通史》中寫道：“當這時代，女子遂成為家族的奴隸，奴隸是需要忠實的，所以貞操就漸漸的被看重……春秋時，魯君的女兒，有一個嫁給宋國的，稱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國失火，伯姬說：‘婦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燒而死。《春秋》特書之，以示獎勵。”思勉先生這裏說得很透徹，貴為國君之女之婦的伯姬，其實也是“家族的奴隸”。作為忠實奴隸的伯姬，最終以極慘烈的方式，做了家族和禮教的殉葬品，這委實是很可悲哀的。類似這樣的悲哀，甚至被稱為“現代大儒”的梁漱溟先生也不得不承認，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古代禮法，呆板教條，以致偏倚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
昔有所謂“國學大師”，曾如是揩定：“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六藝即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今有所謂“學者”，為了振興“國學”，四處撰文、講演，倡議在中小學推行“六藝之教”。倘若哪一天真的如其所願，那麼，別的且不說，就《春秋》講授而言，“學者”麵對中小學生，該如何從伯姬焚死事件中闡發出“至高特殊”的意義來呢？這似乎有點難。但筆者並不擔憂“學者”的能力。穿鑿附會，巧言辯說，故弄玄虛，五迷三道，天花亂墜，雲山霧罩……“學者”擅長於諸如此類的“絕活”，甚至有時——恕筆者直言——可以不講人話，隻要達到將腐朽翻作神奇（或聖明）的功效，那就OK了。不過，此類“學者”憑其拿手“絕活”，究竟能糊弄多少人的腦袋，這恐怕就不好說了。
孔子為何“叫停”子路行仁？
有一次，有人問孔子，“子路仁乎？”孔子回答說“不知其仁”。所謂“不知”，就是認為，在“仁”的方麵，子路還不夠格。其實，子路是有“行仁”之舉的，然而卻遭到過孔子的急令“叫停”。此事記載於《孔子家語》——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這段記述頗有意味。子路在衛國出任蒲宰（蒲邑的行政長官），為防暴雨造成水災，子路親自與蒲地民眾一起挖溝開渠，興修水利；看到民眾勞苦而又少食，他又分送給他們每人一竹筒飯和一壺漿湯。孔子聽說後，急忙派子貢去製止子路這麼做。子路想不通，就去找夫子理論，他說：“我是因為暴雨將至，恐怕造成水災，所以與民眾一起修治溝渠作為防備，看到很多人因貧困而挨餓，因此就分送給他們飯和漿湯。您派子貢來製止，這是夫子您製止我行仁。夫子用仁教弟子卻又禁止行仁，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夫子的回答是：“你了解了民眾挨餓的情況，為什麼不報告上司，從而開倉賑濟饑餓的貧民？而私自拿你的食物來送人，這分明是昭示上司沒有恩惠，以顯示你自己道德高尚。你趕快停止這麼做還來得及，否則的話你必定要招罪惹禍哩！”
作為一邑之長，子路親自與民眾一起挖溝修渠——這裏大概用得上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而且還自掏腰包給他們分送飯食、漿湯，這在我們平常人看來，如此與民眾同甘共苦的子路，不是難得的好幹部嗎？況且，孔子還曾教導過子路，當官從政要“先之，勞之”（自己先給老百姓帶頭，然後他們就會勤勞地工作），子路這麼做又有什麼錯呢？但這是我們平常人的平常思維，中國的官場思維可不是這麼簡單的。
據說，李斯在擔任秦始皇的丞相時，“有善歸主，有惡自與”——有好的事情都歸功於君主，有壞的事情統統攬在自己身上。這是官場上的為官之道，不過它並非始作於李斯，想必還要古老得多。孔子所指的“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無疑就是犯了官場的大忌。子路若懂得點官場之道，便不會隻知道與民眾一起悶頭苦幹，他應該強調國君或頂頭上司（卿大夫）的並且恭讓他們對下民顯示仁德關懷；如果打報告要求開倉救濟，而得到的是“研究研究”，也得忍住內心的“不忍”，切不能急著自掏腰包去解決人家的肚子問題。算起來子路當時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卻還是沒有曆練得成熟、世故起來；他想得很簡單，不能眼看人家餓著肚子幹苦累的活兒而不管，所以就自己拿飯和漿湯來送給他們。為人質樸直率的子路沒想過要顯示自己，更沒有考慮到這還有“明君之無惠”的嫌疑。唉，這位孔門的大弟子，還不如如今我們的一般幹部，他們就都懂得經常把“在？菖？菖的正確領導下，在？菖？菖的親切關懷下……”掛在嘴邊，或寫在報告上。孔門“十哲”，子路列為“政事”人才，但從這件事來看，他顯然還沒有深諳為官之道的規矩以及官場政治的詭譎。夫子畢竟是夫子，他洞知官場政治和複雜人性，因而急切製止子路的“行仁”之舉，這無疑是出於一片愛護之心。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孔子為什麼說子路隻是“具臣”，而不是“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