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做戲病更加沉重起來的時候，我想，大約是在“文革”時節。回憶起來，“戴像章”啊，“捧紅寶書”啊，“跳忠字舞”啊，“吃憶苦飯”啊，“早請示晚彙報”啊……真個是烏煙瘴氣，折騰不已，沒有止境。搞得個舉國翻騰、神州激蕩，一出全民族的大戲、大鬧劇，居然以天安門廣場，以全國城鄉各地、各行各業為舞台，上演了十年之久。
有一回，朋友W問我：“外國電影裏的演員，演什麼像什麼，你不能不佩服；而我們中國電影演員，和角色總是隔著幾層皮，真叫人氣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回答他：“就因為外國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相互混同起來；而咱們這裏，老是把做事和做戲攪和在一起，沒完沒了地做戲，很難有下台卸裝的時候，所以，到了真要做戲時，反倒玩不轉了。是不是呢？”
普遍的做戲，造就了普遍的虛偽。那效果的遺留，既深且遠，著實是令人驚駭的！
假若說做戲，是因為過於重麵子、愛麵子，那麼，我們的同胞異胞，又為什麼如此重麵子、愛麵子呢？
深究起來，恐怕我們古已有之的禮教道德、精神文明，擺脫不了幹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綱常名教、仁義道德，是我們的國學家、道德家所一向頗為自詡，至今有人談起來依然眉飛色舞的。然而，不能不說，這很多人現在提起來仍膝蓋發軟的“聖教”，實在不過是一種“畸形道德”！“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無非是一味地愚弄、收拾弱者幼者的方法而已，野蠻，苛酷，而且血腥！
說來頗有些滑稽，“三月無君，便皇皇如也”的孔聖人，為馭民者、權勢者、統治者所謀劃的出色的經濟理治方略中，有一服老牌靈丹，就是這一味儼然道貌的道德高調，“君子憂道不憂貧”呀，“君子謀道不謀食”呀，什麼什麼呀……然而，他老先生曾經“厄於陳蔡”，幾乎餓癟了肚子，卻並不餓死，魯迅說“真是滑得可觀”；而他的學生子路，因為相信先生的“君子死冠不免”，結果“結纓而死”。魯迅以為，子路把帽子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孔子的當了。倘若不信他的胡說，披頭散發地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吧。
被尊為聖人的孔夫子，一方麵給自己的言行，立了極煩苛的規矩、姿態，“忠信”啦，“恂恂如也”啦，“侃侃如也”啦，“訚訚如也”啦，“踧踖如也”啦，而另一方麵，“瞰亡往拜”哩，“出疆載質”哩，這些最巧滑的東西，他老人家也都是玩得很在行的。
魯迅說：“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而我們的古聖今賢、教育家、政治家、文人學士，卻隻是一味熱衷於鼓吹，自己並不遵行，卻不負責任地要民眾、要弱者、要幼者都來奉行照辦的畸形的道德戒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愈來愈精密，愈來愈苛酷，絕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大逆不道！
到了宋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欲”一類嚴冷之極的話，就都出來了。到了現代，“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種最最革命的言詞，也都出來了。
然而，這種真正能夠做到尊奉“天理”，完全徹底地“無私”、“滅欲”的“人”，有誰見過呢？這種恨不得滅絕了人性的訓示，究竟有多少人會真心誠意地信奉、遵行呢？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呀！做不到，可以裝得很儼然、扮得很入戲，煞有介事，宛如真的一般，“庶幾近之”嗎。
於是，在嚴酷苛刻的教訓之下，在道德高調的推行之中，誰要想做有口皆碑的好人物、正人君子、道德楷範，便不能不戴上偽善的麵具和臉譜，於是，大庭廣眾之中，國人、同胞、異胞的臉孔，也就日漸威嚴正大、肅穆莊重、裝腔作勢、道貌岸然起來。久而久之，言談舉止，甚至連咳漱噴嚏，亦煉成了一副戲子或準戲子的模樣。
會上會下，腔調不同；人前人後，兩副嘴臉；當麵一套，背後一套……這些玩意兒，再與功利的“宣傳”媾合起來，蔚成一種社會上處處可見的做戲大觀，不過，也就更其卑劣無恥，愈加令人憎惡和作嘔了。
當看到搶奪女記者話筒的高官，在大會上哇哩哇啦地振振有詞、指手畫腳；看到貪腐官員詛咒發誓、咬牙切齒地大做特做其反腐倡廉報告；見到年薪數百萬的國企老板，口口聲聲把公民利益掛在嘴邊；看到曾經捧魯迅於九霄之上的學者，忽而又恨不得把他貶之入地；聽到削尖腦袋也要擠進歐美國籍的明星，淚花閃閃、不絕於耳地頌唱“祖國啊媽媽啊黨啊”的時候，你便不能不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