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麵的分量多。
一九二六年，魯迅在《馬上支日記》裏，引述了美國傳教士A·H·史密斯《Chinese Characteristies》日譯本《支那人的氣質》中的這段話，之後說：“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
其實，“做戲”並非中國人的“專利”，毋寧說，它更是政客的一種“通病”，政界一種流行的普遍“規則”，而不論其國別如何。
曾進入過政界的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就發現了政客們語言和行動之間的巨大落差：“政治並非精神的嚴肅實踐”，“我們的領導人不再區分清晰的界線：他們不再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也不再做他們說過的事情。”（陳衛星、夏榆《德布雷：曾與格瓦拉並肩戰鬥的人》，2010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那麼，最了解同胞的魯迅，為什麼認同史密斯的觀點呢？就因為，“做戲”在中國，更有一種普泛性，不唯政客而已。大概這倒是一種“中國特色”。他見過了太多的聰明人、伶俐人、巧人、偽人、巧偽人、偽君子；國人的臉，他實在已經看得熟爛了。
魯迅還發現，中國是一個“文字遊戲國”，但又最不看重文字，一切總愛玩些與實際相反的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譬如史書上記載著唐德宗時的一種說法，叫“稅外方圓”，又稱“用度羨餘”；然而，誰又能猜想得到，實際上這指的是，藩鎮巴結皇上、進奉市恩的財貨呢？
“文字遊戲”，也就是“瞞和騙”，言行不一，名實不副，耍把戲玩手段，假借大義竊取美名，說一套做一套，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本已言語道斷，說出了此流人物的本相。曆史上，不是有“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小說中，有“明裏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鳳嗎？
做戲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人太愛麵子、太重體麵，總想將自己的體麵弄得十足，所以才弄成了如此這般模樣。
史密斯以為，中國國民性之重要關節，便在於“體麵”。對此解釋，魯迅也是頗讚同的。在《說“麵子”》一文中他寫道：“麵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隻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他還說了個晚清時候的掌故，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禮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讓他沒麵子；洋人既然沒有了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
因愛麵子、重麵子而做戲，實際上，也正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優勝記略”、“續優勝記略”等章節，入木三分地描寫了、剖示了阿Q種種可憐亦複可笑的病態人格：在現實中，他雖一再失敗、受挫、被辱，但在心理上、精神上，卻永遠誌滿意得，永遠飄飄然，永遠是優勝者。即使渾身上下，隻剩下了一條萬不可脫的褲子，他也仍然是洋洋得意的。
魯迅是把阿Q作為中國人的一種典型、作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刻畫的。在阿Q身上，恐怕每個中國人，都會看到一點自己的影子吧。當年，《阿Q正傳》一段一段在《晨報》副刊上陸續登載的時候，不是有許多人看了，都栗栗危懼，擔心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嗎？可見，魯迅針砭的這種“國民性”病症，是何等普遍而又沉重啊！
做戲的一麵，就是不認真。假如以為“萬事是戲”，當然無論做什麼，就都可以湊合應付、稀裏糊塗，敷衍一番了事。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馬馬虎虎病”。此一沉屙，怕是也由來已久了。“無可無不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的古哲人早就說過的。
不認真的一個結果，則是什麼都不信，無信念，無信仰，無操守。“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找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之處，隻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魯迅稱這種人為“做戲的虛無黨”。
“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這是魯迅給做戲的虛無黨們勾勒的一幅絕妙的畫像。做戲的虛無黨，做起戲來，前台的架子，肯定與在後台的嘴臉，大大的不同。而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他做得像、好看、好玩，也依然能夠為其哀樂悲喜，於是彼此相安，天下太平，這出戲就做下去、做下去了。有誰要來揭穿，他們反以為多事，掃了大家的興。於是乎，這出戲也就得以永遠地做下去。其流毒，對於國人、同胞異胞，真可謂淪肌浹髓、餘烈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