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話裏對你說過，有些作家堅持兩條：一條、他的稿件，報刊和出版社當然有權決定用不用，如果不用，不用就是，編輯部不必說明理由。但是，第二條，稿件不能隨便改動，萬一非改不可，必須同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我說我認為這是認真的負責的態度，我十分讚賞，我一直是學著這樣做的。今天還是這樣做。
今夏北京奇熱，我揮汗寫這麼長一封信，是誠心誠意希望這次能同貴社合作成功。如果不可能，請你把拙稿退還給我，越快越好。謝謝！在作者和出版社的交涉中，出版社有權最終決定書稿的命運，當然作者是弱勢的一方。就說這件事，盡管李普同誌一再讓步，無奈出版社寸步不讓。以致已經見諸預告的《老來少》也就有目無書了。不過讀者不必為此事歎息，一年之後，它即以《洋女婿土老帽》的書名在福建出版了。這事，他二〇〇一年七月四日寫信告訴了我：正兄：
有一事相懇。我不想在電話裏說，故寫此信。
我曾參加那套“三字經”叢書，廣東人民出版社要抽掉我四篇文章，另四篇要刪削。我提出妥協方案，該社不讓步。我乃將書稿收回。
這本書稿（加上新近寫的）已經加入何滿子先生主編的“瞻顧叢書”，福建人民出版社不作任何刪改，我已看了清樣。難得他們膽子大，又尊重作者，我當然很高興，希望能悄悄地出版。為了免得打草驚蛇，故不在電話裏說。真是一朝被蛇咬，三日怕井繩也，可歎！出版社為了促銷，要我推薦名家寫文章評介。由該社直接寄書稿。請你幫忙，十分感謝！
附寄那次我給廣東編輯女士的信。那位女編輯高興了一番，以為我讓了步，該社也應讓步，此書就能出版，她下的功夫就沒白費了。該社頭頭們當天討論了一個下午，第二天又討論了一個上午，最後還是不敢。那位女士為此大哭了一場，我很感動。
這次如何？願它能安全出版。看來福建有關頭頭們膽子大些，骨頭硬些。給好書寫評介文章，這事不難。我收到福建寄來的清樣，即以《從近處看曆史》為題寫了一篇書評發表了。
順便說一句：我那本《字紙簍》也是抽稿之後才得以出版的。不過被抽掉的兩篇後來都另有出路。《一九五七年》這篇，後來是作為《報人浦熙修》（200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附錄發表了。《赦免麻雀的“說法”》這篇，後來我把它編入了祝勇先生主編《大家文叢·朱正》（2004年古吳軒出版社出版）。我這兩篇，以及李普同誌的《洋女婿土老帽》，後來並沒有受到領導機關的追究。這是不是可以表明當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抽稿，是自律太嚴了呢？過去魯迅的文章常不免遭到檢查官的抽去和刪削，現在卻是由一些總編輯或主編來行使檢查官的職權了。
《我們隻舉行過一次婚禮》是李普同誌和沈容夫人兩人文章的合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送給我的這一本上簽上了兩位作者的名字。以前拜訪，當然對賢惠的女主人深有印象，卻並不知道她的能文。這一回才有機會集中閱讀她的文章。更能表現出她的文采的，是她的《紅色記憶》一書。我得到它，已經是她去世以後了。二〇〇五年元月十二日，我同藍英年兄去問候和安慰李普同誌，他就在送給我的那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上了長長的一段話：朱正好友存念！
沈容這些文章，是寫給兩個女兒看的，沒打算出版。她病中看到此書清樣，說還打算寫一些。她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逝世，今天是其後之第二十八天。
李普代贈於二〇〇五年元月十二日。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們伉儷情深。
李普同誌送給我的最後一本書是《我是“特嫌”——李普自述》，書上的題字是“朱正吾兄正李普2010年5月”。這既是個人的自述，也是曆史的見證，寫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大動盈時代的艱難經曆和最後的反思。比方說，書中寫了一九五七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不點名的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文章。我在反右史的著作中寫到了這事。他日修訂，我就要把他在這本自述裏表示的“欠債要還”的態度增補進去。
近年來，不時在報刊上看到李普同誌長長短短的新作，真是“文章老更成”，越寫越好，見解越來越明晰，也越來越可看出他的勇氣和骨氣。希望亢美姊妹能把他近年的文章收集出版，這不但是女兒對父親的紀念，也是有功世道人心的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