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丁玲與周揚有本質上的區別。對周揚來說，他成為中共的一員之後，所從事的職業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職業革命家”外，周揚從來不認為自己還應該成為理論家或其他的什麼家。開國初期，他在文學研究所講演時，曾幽默地說：外國要編名人大辭典，問我算什麼“家”，我說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評論家，就算組織家吧。這一行當的選定，人們看到周揚至少是具備了這樣的信念：這一輩子已經沒有自我了，這一切都交給黨了。黨給他安排什麼工作，周揚似乎並沒有挑三揀四的動作。這樣，周揚就有了陳明所說的、據傳是毛澤東對周揚的評價：黨正確了周揚也正確，黨錯了周揚也錯了。
由於認識不到這一本質上的區別，致使丁玲一直把周揚當成了潛在的競爭對手。受這種心理作祟的影響，丁玲一方麵把“隻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複多遍，而盡管時光也給予她特別的恩賜——她放棄了行政工作，但她這一願望並沒有實現：從一九五二年十月徹底離職到一九五五年八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三年的時間來完成她的作品，但是，盡管她到頤和園、到大連、到黃山、到無錫等這些能夠啟發她的思維和給予拋卻俗事的場所，但她依然沒有完成那本心中醞釀已久的《在嚴寒的日子裏》；而她在寫作條件非常惡劣的華北山溝裏，卻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這說明什麼？答案隻能有一個：一會兒想從政，一會兒又想當作家的舉棋不定，使她沒有一種可以寫作的心緒。
作品寫不出來，從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長——即使有所長她也無法與已經奠定地位的周揚相抗衡，心中的苦悶不免油然而生。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苦悶可以成為一個人奮發的起點，也可以成為一個人妄自尊大、在虛幻中看待對手的出發點。不幸的是，丁玲選擇了後者。既然從大的方麵已與周揚無法模擬，就隻能在一些細節上滿足自己爭強好勝的心理。
比方說，她與周揚一起到蘇聯去。陪同他們的翻譯高莽為他們畫像。這或許是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勞頓，消閑時光的一種方式，但丁玲愣從這裏發現一種心理上感覺；她覺得高莽把周揚畫得太好了。本來是生活中極小的一件事，讓丁玲這樣一“微言大義”，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還是這次旅行，蘇聯的著名作家愛倫堡請客，名單上沒有周揚。周揚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覺？沒有材料顯示，但反正在丁玲心目中，周揚就一定如此。
還有一種更細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對象：還是這次旅行，周揚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周揚就說像自己的女兒；看到不漂亮的，就說像丁玲的女兒。這種顯然是玩笑之舉，竟然使得丁玲“不高興”了。
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來講給一些人聽的。作為聽眾之一的張鳳珠的感覺是，這“說明她瞧不起周揚”，而且，“就這種極小的細節都在意，可見他們的矛盾太深了”。
從這種心理出發，丁玲以及和他的丈夫陳明——一直到今天陳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複這樣的話：周揚對《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有意見，那是周揚嫉妒；而周揚在華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則是“不願意讓丁玲搞創作”，“因為丁玲搞創作，影響也會不一樣”，其潛台詞是，周揚害怕丁玲在國內外的影響超過他。因為有這樣的判斷，所以，陳明斷言：丁玲的作品產生的影響一大，周揚心理上就會“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產生不平衡和某種不安。而推而廣之，周揚主持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對丁玲的批判，是因為周揚由嫉妒生恨，由恨而產生了滅掉丁玲的念頭。
讀到這樣的話，我根本不能相信這是出自於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於也經過曆次運動的洗禮的老革命陳明的口中。這種坊間姑嫂吵架、鄰裏糾紛式的小玩意，居然被視為一場影響全國的批判運動的一個因素之一，這不能不使我感到驚訝。
第一，若曆史真相果真如此，在解放初期周揚挽留丁玲留在北京工作，丁玲應該立即拒絕才對呀——你已經因為我寫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而嫉妒我了，我還要再寫出更好的作品讓你嫉妒；我的書已經在蘇聯老大哥那兒獲獎了，我何必在你手下忍受你的嫉妒。明知道你要害我，還把腦袋伸給你，這是丁玲、陳明的智商嗎？這符合事情發展的邏輯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第二、假設周揚真如丁玲、陳明所言，是個愛嫉妒別人的人，以當時情勢來說，丁玲也不會走進他的視野，成為其嫉妒的對象。建國之初，盡管有胡喬木對丁玲的任命，但周、丁兩人在黨內地位的高下已然分明——丁玲最實際性的行政職務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而周揚是文化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周揚已經把自己定位在“職業革命家”的行列，與當作家的丁玲也不相幹，他要嫉妒隻能是把目標對準比自己高的人，對準自己的競爭對手——丁玲顯然不是他的競爭對手。於是，就出現了我上麵所描述的情況：這廂丁玲喋喋不休地非議周揚，甚至到最高領袖那裏訴說周揚的種種缺點，而那廂周揚卻一點也不在意，不論當麵還是在信中，依然邀請丁玲出來工作——關於周揚這一舉動，與其認為是他心胸開闊，倒不如說他根本沒有把丁玲看成是競爭對手來得實在。
從丁玲這方麵來說，因為始終把周揚作為潛在的對手，她對周揚的防範之心無處不在，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和體會到的。
張鳳珠本來是丁玲的秘書，當丁玲在周揚麵前誇讚張時，周揚則隨口說道：能不能讓她到我這兒當秘書呢？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來了。她對張說：你不要到周揚那兒去，終究你在我這裏待了這麼長時間。不但如此，丁玲還把張安排在不在作協辦公的《新觀察》雜誌。以常理來揣測，這種防範心理如果發生在周揚身上，則還有其合理性——張畢竟在丁玲那兒當過秘書，會不會把我這裏的情況對丁玲說呢？但周揚竟然一點都不在意，還要幫丁玲解決秘書的工作問題。可見，他對丁玲就沒有什麼防範之心。
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如果作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裏，別人自然不好評頭論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時說話隨便”，這些東西她還要喋喋不休地說出來，讓別人一起來分享，讓別人來證明她一貫瞧不起周揚，她是勝周揚一籌的。丁玲當然想不到，這樣的證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許虛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證明任何東西，倒給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擲給自己的“炮彈”。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這一點。她的思路總是在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上轉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與周揚之間的矛盾與爭鬥。她一直將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對她的批判，視為純粹周揚個人的狹隘的報複心理所致。她從沒有從這種局限中跳出來，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個時代，正是自上——毛澤東——而下——各級各部門的負責人——構築一個統一權威之日。而要構築這樣的統一權威的大廈，讓一切不諧和的聲音銷聲匿跡，是一種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著周揚的舉動，使自己也被現象而裹住根本無法看到曆史的本質。
“欲與周揚試比高”的心態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輩子，也造就了丁玲作為中國文壇最具悲劇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這種心態不但沒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堅：周揚高擎思想解放的大旗，反思一切“左”的東西，而丁玲卻偏偏與之對著幹，並因此得到了一頂“左”的帽子——王蒙都可惜的認為，丁玲缺乏一個“高參”。一九八三年，周揚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因談到“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惹得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的不滿，並進而引發了一場不叫運動的運動——清除精神汙染，周揚也不得不作檢討。丁玲頓時感到形勢好了。這就難怪王蒙要下這樣的斷語：“當她的對手？菖？菖（周揚——引者）被證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錯誤，從而使黨的信賴易手的時候，她該是多麼快樂呀。”這就難怪會出現本文開頭時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據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圖像，不知讀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鬱悶，一種很無聊的感覺彌漫在胸。希臘神話中那個一直在與石頭消磨時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與丁玲的形象交互重疊在一起，盤踞在我腦海中久久不能離去。
我為丁玲長歌當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