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一次次發表類似這樣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四大家族發國難財，危害抗戰，並將矛頭直指蔣介石的演講，被人們譽為“山城獅子吼”，又怎能不激起蔣介石的痛恨！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蔣介石親自寫下手諭，並派憲兵於當天逮捕馬寅初。
但是可能是鑒於馬寅初所具有的巨大社會影響吧，蔣介石終究沒有公然逮捕的方式，而是讓憲兵十二團團長帶了十多名憲兵，闖進重慶大學，聲稱是“請”馬寅初去“家中”“談話”。
馬寅初的被捕，激起了重慶大學師生的憤怒，他們隨即成立了“援馬大會”，準備罷課遊行，要求釋放馬寅初。
蔣介石等得到消息，立即一麵授意重慶大學校長出麵對學校師生“訓話”，“馬先生態度已經改變了，沒有什麼危險了，希望同學們不要增加馬先生的困難”，一麵煞費苦心地安排馬寅初回校“移交”工作，並與師生“話別”，意在讓學生相信校長所說的“馬先生態度已經改變了”。
十二月八日上午，在憲兵團長和便衣特務的“陪同”下，馬寅初回到了重慶大學商學院，在師生們的強烈要求下，憲兵團長出於無奈隻得同意馬寅初與學生作告別演講，於是便出現了上文所說的那一場特殊的演講。
盡管此時馬寅初清楚地知道自己實際上已身陷囹圄，隨時都麵臨著生命危險，但是他演講自始至終都沒說自己，所講的內容不僅與前幾天所講無異，而且主要觀點與他的一貫主張無異，其威武不能屈的氣魄和精神，給國民黨反動派精心製造的“馬先生態度已經改變”陰謀以一記響亮的耳光，台下的師生和每一個有正義感的聽眾，怎能不對台上慷慨激昂的馬寅初報以熱烈的掌聲嗬？
眼看著難以收場，憲兵團長最後不得不窮凶極惡地衝上台去，一麵奪過話筒說，“馬先生是奉調前方考察經濟，時間緊迫，還得趕緊動身上路”，一麵令憲兵特務“護送”著馬寅初離開重大，然後將他押解至貴州的息烽集中營秘密囚禁，後又被轉移到廣西桂林，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才在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努力營救下獲得自由，共計度過了一年零六個月的艱難牢獄生活。這足可以證明，馬寅初十多年後所說的“為了國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鬥，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坐牢，更不怕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要堅持我的人口理論”的話，決不是大話！還有“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的決心，也決不是虛言！
至此，有人或許會問，那麼是什麼力量讓馬寅初具有如此堅貞不渝的人格呢？
我以為還是從馬寅初的演講中或許便可以得到答案，至少是得到答案的一些線索，因為馬寅初太“愛”講，也太“敢”講了。據《馬寅初年譜》記載：四月二十三日，馬寅初應杭州銀行公會的邀請，作題為《外彙問題》的演講。
四月二十七日，馬寅初應浙江省教育廳的邀請，作題為《為窮苦的老百姓想個辦法》的演講。
四月二十八日，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馬寅初作了題為《外彙問題》的演講。
四月二十九日，馬寅初應杭州市惠興中學的邀請，作題為《女學生對自己地位應有的認識》的演講。
四月三十日，馬寅初應浙江省合作協會的邀請，作題為《福利經濟》的演講。
五月三日，馬寅初應杭州商會的邀請，作題為《新公司法》的演講。
五月五日，馬寅初就杭州十八所中學的聯合邀請，作題為《人生哲學》的演講。
五月十七日，馬寅初應邀出席上海工業界“星五聚餐會”，作題為《新〈公司法〉及〈銀行法〉》的演講。
……在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馬寅初竟創造一個月時間演講十多場的記錄。
馬寅初作過的演講真是太多了，究竟有多少？今天似乎已難以統計，至於涉及到的內容，更是廣泛得讓我們難以一一細說，不過有一場演講我以為很值得我們去作一番回味。那場演講可算作是馬寅初演講的開始。
三
今天，從有關史料上能夠知道的，馬寅初最早的一次有影響的演講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天安門廣場發表的，題目為《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動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是所謂的“戰勝國”，因此戰爭結束之際，北京大學決定放假三天，並在此間於天安門廣場舉辦演講會和提燈遊行，馬寅初都積極參加了。發表演講的教授有蔡元培、李大釗等多人，蔡元培演講的題目是《勞工神聖》，李大釗演講的題目是《庶民的勝利》，馬寅初演講的題目是《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工者》。
初看這題目，似乎馬寅初的演講內容和主要觀點會與蔡、李二人大同小異，其實則不然。
當時的中國，國勢日衰，民不聊生，許多民眾，甚至一些學者，都將其歸為，一是國內的政治的腐敗，二是外國帝國主義——即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也即資本的入侵；再加上當時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開始傳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資本的批判，也開始被一些人所認可和接受。這兩方麵的原因，造就了當時的一句口號：“資本萬惡，勞工神聖”，且成為了當時一種時髦的思想。然而馬寅初並不完全同意這一口號。就在這一演講中，他指出：對於中國來說，還不是“資本萬惡”的問題，倒是資本不足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他辯證地指出：“欲物質變與轉移，不可不具有三大要素，則自然、勞力與資本是也，三者缺一，則生產不能完全。倘有資本自然而無勞力，則資本與自然，不能有所作為；若有勞力與自然，而無資本，則勞力與自然亦無所施，生產之功，無可希望矣。”
顯然，馬寅初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客觀地看到了並承認資本的作用，並沒有從政治的需要將此看作是“萬惡”。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但他竟敢於將這種不合“時宜”的觀點公開以演講的方式發表於民眾，可見他作為一個學者，是勇敢的，他相信他的觀點是正確的。而與此同時，他作為一個學者又是真誠的，他又以經濟學的觀點支持群眾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他又說：“不欲求生產發達則已，欲求生產之發達，則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不去，斷無與勞動者並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則生產與儲蓄之障礙已去，而勞動者自有從容從事之機緣。吾故曰：中國之希望，在於勞動者。”
盡管後來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資本萬惡，勞工神聖”的口號越喊越高，但馬寅初卻一直堅持著他那不合“時宜”的觀點。如，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暑期國語講習所發表題為《中國的經濟問題——評“資本萬惡，勞工神聖”說》，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他又在北平平民中學發表題為《中國何以如此之窮》的演講等，多次強調自己的觀點。
另外，正是基於“資本並非‘萬惡’”的觀點，馬寅初又對當時國人對於現代銀行業的種種誤解進行了輿論上的破除，說明銀行的資本動作並非如國人理解的那樣“以虛換實”，盡可放心地通過銀行辦理存蓄和彙兌業務。
馬寅初的這一係列思想無疑是不合“時宜”的，但他仍毫無顧忌地一次次提出來，這足以看出一點，那就是，他作為一個學者，他忠於的是學術真理，維護的是學術尊嚴，堅持的是學術操守，政治與時事風向對他似乎並沒有多少影響。但是，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政治和時事，相反，他一生對於政治和時事都充滿熱情，並熱切關注，甚至積極參與，但是他所有的關注與參與更多時候是以學術目光和角度來進行的。殊不知，這樣一來勢必產生一種情況，這就是，他的學術主張有時會與政治相一致，但也難免會有相衝突的時候，這也就注定了他的學術研究與政治生涯兩方麵都將不會是一帆風順。
四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馬寅初曾經最為喜歡，可後來又發表“批馬”文章最多，讓他大罵“不光明”的《光明日報》，突然發表了兩封讀者來信，信的最後有這麼幾句話：“錯批一人，可以恢複名譽，可是誤增三億人口，全國人民要吃多大的苦頭嗬！”可能正因為這幾句話吧，報紙的編者在發表這封讀者來信時還給它加了個題目：“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從此以後，“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或“批錯一個人，多了三億人”之類的話便流傳了開來，直至今日還不時被人們提起。
然而事情真是這樣的嗎？
不錯，當初對馬寅初的批判是一個錯誤，這是事實；中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多了約三億人口，也是事實。基於這兩個事實，人們作出上麵這樣的推斷，其實並不奇怪，因為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論”中提出的核心主張正是計劃生育，而他提出這一主張後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如果不是遭到批判，而是得到落實，那麼這三億人口不是就有可能不會增加了嗎？那麼今天的中國不是不會麵臨如此沉重的人口壓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