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北京大學最大一座學生飯堂的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海報：校長馬寅初將於本月二十七日在此為全校師生作一場學術演講。
海報一貼出，消息便在北大校園裏不脛而走，而且奔走相告的人們，竟很快將這一消息傳到了校園外，馬寅初的這場演講一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為什麼一位校長在本校內的一次學術演講會引起人們如此的關注呢？
一是因為此時的馬寅初，身份不但是北京大學校長、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而且是全國人大常委；演講的內容據說此前他已在有關高層會議上多次提出，並為此而遠赴江浙等地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調查研究工作，所以人們相信，他在此基礎上的演講一定非同凡響。
二是因為這次演講是馬寅初解放後第一次做學術演講。要知道，馬寅初作為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當然主要是通過他的論文和著作來發表他的經濟學思想和主張的，但他似乎更喜歡以演講的方式直接向大眾發表他對於經濟及政治的見解和呼籲，而且曆來又以“善講”和“敢講”著名。當年他在重慶的演講，曾被人們譽為“山城獅子吼”，他本人則被郭沫若譽為“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爆的響當當的一枚‘銅豌豆’”。對於當年的這頭“山城獅子”和這粒響當當“銅豌豆”在新時代的首次登台演講，人們自然充滿了期待。
馬寅初所作演講的題目為《關於人口問題的科學研究問題》，其主要內容後來都整理成論文發表於當年七月四日的《人民日報》，題目為《新人口論》。也就是說，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正式形成論文見諸《人民日報》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但他正式發表這一思想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學的這場演講。
說來真是巧得很，就在馬寅初在北大大飯堂發表演講的同一天，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即一些地方的群眾紛紛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開始所謂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然而僅過了一個月不到，五月十五日，毛澤東便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指出：“最近一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要讓他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同一天還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號召全國人民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反右運動”就此在全國展開。
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篇題為《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其中除指名道姓指責費孝通、吳景超、陳達、李景漢等人為右派分子外，不但將人口問題的討論政治化，而且其矛頭直指馬寅初。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斥資產階級右派的所謂農村調查》的文章，再次將矛頭指向馬寅初。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校內果然一場聲勢浩大的“批馬”運動隨即便爆發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學經濟係主任樊弘貼出了一張題為《我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字報，指責馬寅初“在本質上是為了資本家階級利益向黨和國家正確地執行和平改造資本家的辦法表示不滿”。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經濟係二年級學生貼出大字報，指責馬寅初曾經在接受他們采訪時向他們宣揚“個人主義”等，惡意引導他們走向“歧路”。
與此同時，各大報刊也開始大量發表指名道姓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其中最令馬寅初感到尷尬的是他最喜愛讀的《光明日報》，它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和四月二十六日，連續發表了《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和《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其主要觀點便是再次將學術問題政治化。到七月份為止，短短的三個月內，《光明日報》就發表了有關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二十七篇。
五月四日，北京大學舉行慶祝建校六十周年及“五四運動”的大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來到北大，並發表“重要講話”，其中雖然沒有點馬寅初的名，但是整個講話中“馬寅初”三字呼之欲出，北大的“批馬”運動因之漸入“佳境”。
七月一日，康生又來到北大作“重要報告”，其間他竟然無視作為校長坐在他身邊的馬寅初，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它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嗬？是馬克思的馬，還是馬爾薩斯的馬呢？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因為康生的“重要講話”，北大的“批馬”運動進入了高潮。
據《馬寅初傳》的作者彭華先生統計，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僅僅數月之內，《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彙報》等大報大刊，共發表各種“批馬”文章六十多篇，且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罪名越來越大，帽子自然也越來越高、越大；而《北京大學校刊》和《北京大學學報》發表批判馬寅初的文章竟然也有十八篇之多；不僅如此，北京大學還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公開召開了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大會。要知道，此時的馬寅初名義上還是北京大學的校長——我們實在很難想象，作為校長的馬寅初，看著自己管理的學校的校刊和學報，竟然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自己的文章，還要參加師生們組織的批判自己的大會，心中會是什麼滋味！至此馬寅初除了辭職還能怎麼樣！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馬寅初正式向教育部遞交書麵辭呈，三月十八日，教育部報國務院同意，批準馬寅初辭職。不久，馬寅初的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也被罷免。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馬寅初並不是一直被動地接受批判，相反，他一直在反思，在檢討，在堅守，在辯解，在抗爭。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馬寅初在北大貼出兩張大字報，對自己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演講中的一些錯誤說法進行主動的檢討；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針對樊弘教授和經濟係學生的大字報，馬寅初也貼出了《我對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見》《我對經濟係二年級談話的內容》兩張大字報。
一九五八年五月，馬寅初寫了《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發表於五月九日的《光明日報》，為自己辯解。
一九五九年五月，北京大學公開舉行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大會時，他不僅親自出席批判會，而且當場作了公開答辯。
一九五九年，是馬寅初處於“岌岌乎殆哉”，甚至可以說已麵臨“滅頂之災”的一年，但他仍不屈服。年底，他寫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並主動約見《新建設》雜誌編輯，要求發表。一九六〇年一月，《新建設》雜誌在康生的同意下，給該文加上了“編者按”予以發表。在這篇文章中，馬寅初寫下了這麼一段話：有幾位朋友，勸我退卻，認一個錯了事……我還要對另一位好友準備謝忱，並道歉意……但是這次遇到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真心實意的勸告，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隻得拒絕檢討。我希望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穀，不要把我的拒絕視同抗命……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這是馬寅初在報刊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此後，他發表文章的權利被徹底剝奪，因此，此文實際上是他以書麵的形式所作的一次最後的告別演講。或許馬寅初自己也早已預料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筆下文字才如此悲壯，如此擲地有聲！然而，當我們今天讀著這樣的文字時，感動的同時或許有人會覺得“硬”得有點過了頭，有點“沒必要”，甚至“硬”得有點假！因為他畢竟最終不但沒有“戰死”，而且也沒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事實上受到了特殊的保護。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這是馬寅初在作秀！至此我們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次演講。
二
那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地點是重慶大學商學院。
那是一次很特別的演講。特別之處有二：
一是這次演講的全程，包括來去的路上，主講者馬寅初都有一國民黨憲兵團長“陪同”，且演講的會場中，除了憲兵，還有許多國民黨便衣特務在“聽講”；
二是這次演講的內容，馬寅初隻是將前幾天剛講過的內容再重複講一遍，但是台下的聽講者不但沒有一個感到乏味，反而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有的人甚至還感動得流下了淚水。
何以如此，這又得從此前不久馬寅初的另一次與之內容相同的演講說起。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馬寅初應黃炎培的邀請，為中華職業社在重慶實驗劇院作題為《戰時經濟問題》的公開演講。那是一次在中外演講史上可與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相媲美的演講。
那一次，馬寅初身穿藍布長衫，頭戴禮帽，一副書生模樣登上講台。但是一開頭竟語驚四座：“如今國難當頭，人民大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浴血奮戰；但是那些豪門權貴，卻趁機大發國難財。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流血奮戰，後方平和滿貫。真是天良喪盡，喪盡天良！英國有句俗語說：一個人站起來像個人。而今天卻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們利用國難，把自己養得肥肥的。要抗戰，就要這幫人拿出錢來！”
演講的結尾，與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異曲同工。他說：“今天，我的女兒也來了，我的講話，就算是對他們留下的一份遺囑，為了抗戰，多少武人死於前方，我們文人也不要姑息於後方，該說的話也要大膽說出來。蔣委員長要我去見他，他為什麼不能來見我？我在南京教過他的書，難道學生就不能來見老師嗎？他不敢來見我，就是因為他害怕我的主張……有人說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可以說是我國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他隻能是‘家族英雄’，因為他包庇他親戚家族，危害國家民族嗬！”……“在後邊的警察們，要逮捕我馬寅初吧，那就請耐心一點，等我講完後，再下手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