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推斷邏輯上貌似無懈可擊，但是曆史真相永遠都比邏輯推理要複雜得多。換句話說，再複雜的邏輯推理，有時與曆史事實相比都太過簡單，而正是因為這種太過簡單的推理，有時得出的結論就並非符合曆史——至少並非完全符合曆史事實。
其實，在馬寅初正式提出“新人口論”（即計劃生育的思想）之前，事實上已早有人提出過了。我們且不去說清代學者洪亮吉，早在乾嘉時期就在自己的著作《治平篇》中表達了對於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的憂慮，並隱約提出了控製人口的思想，就說新中國建立後，也早已有人不但對中國的人口問題表示出了十分的關注，而且還明確地發出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呼聲，他就是馬寅初的朋友邵力子。有太多的史料證明，馬寅初倒是在邵力子的影響下才一時致力人口問題的探討的。
如果說邵力子主張的提出，更多是從學術的層麵上出發的，那麼政府的高端決策層對此又是什麼態度呢？
難能可貴的是，政府的決策層實際上也早就注意到中國的人口問題了。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批準了衛生部《關於節育問題的報告》時，就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於控製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在由毛澤東主持製訂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並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且這一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也得到了體現，“生育方麵加以適當控製”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再看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本人，他也曾明確指出：“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毛澤東選集》第5卷）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證明，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時，毛澤東對於其中計劃生育的主張並不反對，相反是支持的。如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製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時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製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馬寅初的發言當即受到毛澤東的讚賞。他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誌，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到，積極倡導計劃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對馬寅初的支持。毛澤東一語雙關地笑著說：“邵先生，你們兩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馬寅初聽毛澤東這麼一說，互相看了看，也開心地笑起來。
正是因為這一係列的情節，後來有人指責馬寅初，說他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原本是受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同時也是為力推計劃經濟以拍毛澤東的“馬屁”。
誰知道毛澤東後來對此態度卻改變了，這才讓馬寅初陷入了尷尬境地。
五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會改變態度呢？有人對此疑惑，甚至據此對毛澤東的人格產生懷疑，其實這也太小看毛澤東了。
毛澤東態度的改變有許多原因，現在回過頭來看至少有二：
第一，是馬寅初自己的出語欠妥。具體說來，馬寅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那場演講，對毛澤東態度的改變事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那次講演中，馬寅初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後，懷著憂慮的心情說：“解放後，各方麵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了。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30‰，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五十年後中國就是二十六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總人口的總和。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製人口不可。”這一段話很快就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裏，毛澤東對此極其敏感，不久他召見了馬寅初，並就此嚴肅地批評了馬寅初，最後明確地說：“不要再說這句話了！”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會對這話如此敏感呢？有人將此歸因為毛澤東氣度太小，因為馬寅初這話明顯與他《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的有關論斷唱了反調。其實，這背後的原因極其複雜，主要是來自於當時國際局勢。
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國政府發言人艾奇遜即發表專文，散布說，中國由於人口過多，老百姓沒有飯吃就必然起來造反的言論。毛澤東於是針對這一觀點寫了《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進行駁斥：“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麼？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一連串的質問之後，結論是“艾奇遜的曆史知識等於零”。然而又針對西方用人口理論的政治壓力，毛澤東化剛為柔地寫道：“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後，不但世界上各帝國主義國家正加緊對新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外交的全麵圍攻，而且連被中國人稱作“老大哥”的蘇聯也與中國分道揚鑣，一時國際局勢對於新中國非常不利。而就是在這種國際局勢緊張而微妙的時刻，馬寅初在演講中說的那麼一番“石破天驚”的話，無疑有授人以柄之嫌，無疑是在捅婁子、添亂。毛澤東極其敏感也實在是情理之中。雖然後來馬寅初自己也意識到這話說錯了，也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裏，公開做了自我批評，但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對毛澤東心理的幹擾卻已難以消除。
第二，毛澤東態度的改變也是他在一個特定的曆史階段站在全局考慮問題的結果。具體說來，由於毛澤東導演的“大躍進”所產生的虛幻，使他作出了一係列錯誤的判斷，而在人口問題上態度的改變，隻是這一係列錯誤判斷中的一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放出的一個個高產“衛星”給毛澤東造成了一種錯覺，覺得中國糧食問題已徹底解決了，他曾說“原來想不要超過八億人，現在看來可以到十億”。盡管他很快發現大躍進報出的產量都是假的，但是到這個時候又陷入了另一種尷尬——全國已進入了經濟困難時期，當時最要緊的問題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問題則實在不是個最要緊的問題了，因為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由於經濟的極度困難，全國不但人口出生率極低，而且許多地方還出現了人口減少的情況——此時說計劃生育顯然是很不合時宜，也沒必要，而馬寅初恰恰在這個時間段提出並一再堅持他的“新人口論”，雖然從學術的層麵上說他並不錯，但是其命運可想而知！
盡管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的這最後一篇措辭悲壯的文章中，沒明說曾勸他退卻的“另一位好友”是誰，但是我們不難推斷出他是周恩來。雖然我們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來當初具體是怎麼勸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會是勸他向真理作違心的背叛吧？周恩來一定明白，馬寅初作為一個學者，維護自己學術的尊嚴當然並沒有錯，但這種維護並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發現並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對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曬場”，這不錯，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塵也起了，霧霾也來了，是不是還一定要“曬場”呢？這就值得考慮了——是不是等沙塵、霧霾過去了再曬？是不是幹脆明天再曬？更何況政治氣候遠比自然天氣要複雜得多，為什麼非得在今天“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呢？我想周恩來對他的規勸可能是出於這樣的前提吧，可能是勸他稍作變通，就此下個台階！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我想以周恩來的位置終究又不便向馬寅初明說，他可能是希望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遺憾的是馬寅初終究沒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終究不能沿著這個許多人希望他走的台階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隻好對不住周恩來這位救過他命的朋友。這讓我們今天據此不難看出，二人相比，周恩來是政治家，而馬寅初不是，雖然一生熱衷於參與政治，但他終究隻是個經濟學家，隻是個學者——一位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學者。
批判馬寅初的錯誤是個事實，中國“多了三億人”的失誤也是個事實，但這兩個事實並不構成因果關係，至少是不完全構成因果關係。因為即使在“批馬”的時候，中國也並沒有完全放棄計劃生育工作。當然其間也曾有間歇性的放棄，但那也不是因為“批馬”，而是另有原因，且原因極其複雜。
今天，馬寅初之所以還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們總肅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那種“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學者身上太缺乏了，與馬寅初的“固執”相比，我們今天不少學者又太會“變通”了，以至於見風使舵幾乎成了他們的一種本能，在他們那裏，什麼學術的尊嚴和學術操守，似乎都在權力和金錢麵前放棄殆盡。正是這樣，我們的確還是應該向馬寅初獻上我們的全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