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隨意翻《作家文摘》，偶然發現一篇文章是寫一九五〇年代著名作家蕭也牧悲慘人生的，而且有他一張照片！這是石灣的文章《她為死不瞑目的丈夫討公道》。就是這張照片上憨厚樂觀模樣的中年蕭也牧，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並促使我去了解他悲劇的真相，因為我對這個不曾見過麵的本單位老前輩的了解曾經被嚴重誤導過，那種誤導是可恥的。
聽說這個人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開始是當成一個“流言”聽的，很多人像講一個久遠的笑話來講他，對他的稱呼根本不是作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作家的“蕭也牧”，而是他的本名“吳小武”，還有人在武字後麵加上個兒話音為“吳小武兒”。以後才了解到事實，那是共和國文壇上一曲駭人聽聞的悲歌，而且這樣的人竟然是我所工作的單位裏的前輩。弱冠之年的我簡直被這樣的人間慘劇所震撼，同時對那些對他一知半解的人們講述他時如此冷漠、如此嘲弄的口吻感到不寒而栗，感到像是魯迅小說裏的鄉民在用饅頭蘸著犧牲的革命黨人的血當藥吃。蕭也牧作為新中國第一個遭到批判的作家，被剝奪創作權利後全副身心投入培養作者、挖掘新作家的工作中，可竟然因為受過文藝界大佬們組織的批評而被打成右派，後慘死在“五七幹校”裏，是被活活打死的，打人者裏竟然有不少與他同事過的書生編輯們。十幾年後盡管他被平反昭雪，人們議論他時居然還有這種口吻，他不是冤魂又是什麼？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我研究生畢業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工作，心中很為這個新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之一感到自豪，中青社以出版了“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及《卓婭與舒拉的故事》而著名，能到那裏工作，我感到三生有幸。進社後我隱約聽大家講些這個編輯室的光榮傳統，包括說這個編輯室最早的領導叫蕭也牧，是個了不起的大作家，如果不是創作上受了批判也不會下放到這個基層單位。我的本職是外國文學編輯，對中國當代文學史不懂，也就是聽聽而已，主要還是關心蕭也牧和老前輩們出的那些書。《紅岩》是影響了幾代人的，《紅旗譜》是我的故鄉老前輩梁斌的代表作，我曾專門仔細閱讀，從中搜找一些家鄉方言的表現方式，很受益。有時我會想象，一個著名的出版社的著名編輯室裏有個把著名的作家領銜，那才叫真正的文學搖籃，想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裏該是名家出入的地方，想象那樣的文人雅士彙集的場景。那個時候我已經在翻譯之餘開始中長篇小說的練筆，對當代文學那邊的動靜比較關注，可惜我似乎沒發現有太著名的大作家出入。這就更激發了我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個地方的想象，那個紅色文學搖籃因為有蕭也牧的推動似乎成了一個神奇的傳說。
後來真正讓我震驚的事出現了：有幾天有個老女人在樓裏大喊：“菖？菖？菖是殺人犯！”聲音很是淒涼恐怖。有的老同誌就嘻嘻哈哈告訴我們這個人就是“吳小武兒的老婆”，非說他是被同事們打死的，現在到處告狀，還說凶手之一就是我們在任的某大領導，結果是追得這領導到處躲，都無法正常上班了。人們是拿這當笑話在說，因為“文革”早就過去些年了，當年的事幾乎都淡忘了，偶爾出來個人找舊賬，反倒成了笑料。還據有人說，那女人找舊賬是表象，其實就是趁機逼著社裏給他們家解決生活困難，如補一間平房什麼的。這麼一說，吳妻的行為就成了利用死人為活人謀福利了，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包括我在內自然也跟著表示不屑。這種輕信與申冤人的身份和行為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凡是申冤的，尤其是中老年女人，一般都是叫天天不應的身份卑微之人，往往會因為哭訴和委屈而失態，在一個“文化單位”裏，這種在樓道裏高叫的失態對沒有經過“文革”階級鬥爭之慘烈的新時代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有些“不雅”，再有老同誌那麼嬉笑著談論，年輕人甚至會覺得那個申冤的女人有毛病。
然後是有一天我辦公室的門被敲開，進來一個老女人，對我說：小同誌，你是新來的吧，對過去不了解，發個材料給你看看某某的真麵目。
我看了那些血淋淋的揭發材料，不寒而栗，材料裏說蕭也牧是被同在幹校的同事打死的，這些被指名揭發的人現在是我們可敬的領導。
回到集體宿舍裏聊天才知道別的辦公室也收到了同樣的人散發的同樣的“材料”。我們這些小青年最初還以為那發材料的是社辦公室的，很不明白，還拿著材料去問老同誌，領導含糊其詞地說多少年前的事了，都說不清，何況是上級有了結論的，別亂傳了，對社領導影響不好。我們才知道那散發材料的女人就是吳小武的妻子，可惜我連她的模樣都沒看清。我們都以為是那女人發瘋了，就沒當回事。等後來明白了真相，想找回那“揭發”材料就不可能了，否則那也是史料，在那個沒有電腦的年代，她肯定是托人用打字機哢噠哢噠打下來油印後散發給大家的。
從此吳小武—蕭也牧就在我頭腦裏變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想象。後來寫《混在北京》時，我就憑著這種想象，虛構了一個大作家兼編輯在“文革”中被當成壞人批鬥毆打的事，還給這個作家起名“伍仁”，因為蕭也牧的本姓是吳。
寫完《混在北京》沒等出版我就離開了中青社，很多事都隨風而去了，更何況作為傳說的蕭也牧，也就淡忘了，他的故事僅僅為我的小說提供了幾頁素材而已。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和那些拿他的過去當成談資的人，和那些拿饅頭蘸革命黨烈士血的鄉民也沒什麼太多區別。時代匆匆，人心惘惘，大家都難免成為曆史過客。直到我的書出版十七年後的今天，我看到他的照片，他的傳說才又一次在我心中激起漣漪，我才為我的忘卻產生了些內疚，因此才開始寫點有關蕭也牧的文字發在我的博客裏，盡量讓更多的人了解他，了解共和國的文學界曆史。即使是現在，我還反省，假如不是因為有了博客，使得“發表”自己的文字這麼易如反掌，我還會寫蕭也牧嗎，如果是寫完後還要四處找報刊發表的話，我估計就不會寫。
從石灣的文章裏我更詳細地了解到了蕭也牧慘死的經過，他是在幹校裏被活活打死的，死時身上傷痕累累，臉是青腫的，很恐怖。自己的同事就是這麼害自己的同事的。文學編輯室前主任江曉天回憶說：他看到有人用門板抬著蕭也牧的屍體，身上蓋著髒破的白單子，“兩條劈柴似的長腿大腳，直愣愣地掛在外邊。夕陽西照，一道道鞭打的發紫的傷痕，清清楚楚。”他死後不能在公墓裏下葬，隻能葬在亂墳崗裏，後來再去找，他的墳早被平了，根本找不到了，種上了莊稼，他的骨肉就永遠地肥沃著那裏貧瘠的土地，哪裏的黃土都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