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熱情樂觀幽默風趣的人終於在一次次的打擊下變了，即使是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仍然“謹小慎微，膽小怕事，連樹葉掉下來也怕砸著腦袋。他想夾著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爭論任何問題，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更不敢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一個神采飛揚、心直口快的作家和編輯從此就黯淡了，他似乎沒了太多的奢望，隻想像個普通人那樣默默地苟且生活下去。
但即使是這樣的小小的生存要求都要被剝奪，“時代”和小人之心的人們一定要讓他受盡汙辱，讓他慘遭暴虐，最終悲慘地死去並葬在亂墳崗裏，死後仍受到汙辱。
吳小武的煉獄是在團中央的“五七幹校”裏開始的。我們看過楊絳寫的《幹校六記》，為那種幹校裏荒唐、可憐的故事所觸動，那是社科院的幹校。而吳小武的幹校則是慘烈、令人發指的暴虐之地。
“文革”開始蕭也牧本來是想躲過去明哲保身的，可一九六七年《紅岩》的作者羅廣斌被誣蔑為叛徒特務被整死，中青社一些編輯憤而秉筆直書為羅辯護，蕭也牧再也不想躲了，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他說：“羅廣斌如果活著，他也不稀罕像我這號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連他這樣的人也被整死了，我們還怕什麼呢？”
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江青發話把《紅岩》打成了毒草，於是蕭也牧們就大難臨頭，遭到批判，並成了牛鬼蛇神，被迫“燒鍋爐、掏廁所、掃煙囪、敲磚、送煤渣、運灰、挖白菜窖，受各種各樣懲罰性的勞動改造；又根據各種需要，到處遊鬥、陪鬥、彎腰、坐”噴氣式“剃陰陽頭、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揚灰。從一處向一處轉移時，領頭的總是蕭也牧。他帶上他們早請罪、晚請罪，領頭念語錄。”
後來到河南的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由於身體虛弱，他連放牛都放不好，經常遭到批評，受到取消回家探親的懲罰。再後來，幹校裏大搞階級鬥爭，“大人小孩見到‘牛鬼蛇神’，都可隨意毒打。蕭也牧由於手腳不靈、行動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時被打倒在水坑裏，打飯時飯碗被打翻在地上。”因為身體弱，又被整得神情恍惚，他活兒幹不好，還會走錯門倒在別人床鋪上，因此遭到毒打，小便失禁。又被認為是裝病，因此加重勞動量以懲罰。“蕭也牧腰背發僵，四肢乏力，間苗薅草隻得跪在菜地裏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準備下工時帶走。不料一陣風吹來，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處，監工的人認為他有意搗鬼，又把他狠打一頓，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滾。”“蕭也牧境況日趨淒慘。他的床頭浸透著汗水、尿水，未加洗滌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單以至狗皮褥子都濕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漬，連墊在屁股底下的棉襖棉褲也是濕漉漉的。夜間，他想撒尿來不及出門時，就撒到身邊的熱水袋裏，擰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圍，散發著刺鼻的臊味。”此時的蕭也牧已經被整得失魂落魄，甚至嚇得肛門失禁，又被誣蔑為“吳小武在向黨和人民玩屎尿戰術”，再次遭到大會批判，會上人們對他拳腳相加，被罰淘糞，一路挑著糞，後麵還有人不斷地用竹棍抽打他，他隻能苦苦哀求：“別打我！”那個時候，無論是蕭也牧還是毆打他的那些人，都已經由人變為非人。蕭也牧簡直成了喪家犬，任人欺負宰割，打他的人已經成了半個野獸。最終蕭也牧終於在打穀場上的一場狂歡般的群體毆打下徹底倒了下去，他們用的是木杈毒打他。打他的人裏有昔日的同事。那一段毆打的時間裏，他們根本沒有把蕭也牧當人。
從此他再也沒有站起來，不出幾日就咽氣了，就出現了江曉天描述的那一幕，屍體被抬出來，劈柴似的長腿大腳上都是傷。張羽等人為他入殮，“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後胯和兩條腿肚上被打得發青發紫的傷痕，腫猶未消。”可以說他是遍體鱗傷。
即使在下葬時，還有人往他的墓穴裏撒尿，侮辱他。
蕭也牧就那麼被葬進亂墳崗，後來再也沒能找到他的遺骨，死時剛剛五十三歲。
三
新中國第一個遭難的著名作家就這麼含冤而死。“文革”後他被平反昭雪，但那個“結論”令他的老妻不服，她要申冤，要求懲辦當年打人的人，可那申冤終究是不了了之了，因為據說當初參與打人的人位居高位了，要安定團結什麼的。關鍵是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裏，人性異化，人為非人，有些罪行是難以通過正常的法律訴訟得到解決的。蕭也牧隻能恢複名譽而已。可一家人受盡苦難，失去了丈夫和父親，蕭也牧自己受盡非人待遇，如同納粹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僅僅“恢複名譽”和“平反昭雪”能挽回什麼？時代的罪孽最終是被一個個冤魂個體來承擔的。後人能做的隻能是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讓曆史不再重演，不再產生這樣的冤魂。這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想想當年把蕭也牧當成笑料談資來議論的情形，我們不該警醒嗎？如果再有一個“文革”，人性惡難道不會再次複萌，以我們“窩裏鬥”其樂無窮的民族劣根性，還會有多少蕭也牧來承擔時代和國家的罪孽？
張羽曾寫道：“我在那個出版社時用的都是很舊的桌椅和櫃子，還不知道哪個曾經是蕭也牧也用過的呢。如果那些人不是那麼殘酷地迫害他，蕭也牧幸存了下來，我就能在出版社的辦公室裏見到耳順之年的他，以他豐富的人生經驗，他一定能再寫出震撼文壇的作品來，我們或許還能稱他蕭老師或吳老師，向他討教。於是我懷念這麼一個我來此地工作僅僅二十年前還在這裏工作的前輩和冤魂。這樣的事發生在一九七〇年，都是後‘文革’時期了，還是那麼血淋淋。”
關於張羽，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單位辦公室裏曾偶爾見過他，他是《紅岩》的責任編輯。但那個時候他好像退休了，偶爾來辦公室一下，我也不了解他的過去，隻聽人們說是《紅岩》的編輯，就沒留下什麼印象。他的文筆竟然這麼好。向張羽前輩致敬！這年頭值得我們致敬的人真是寥寥可數了。
但張羽也已經走了，蕭也牧在中青社的幾個老朋友大多都走了。但據說當年批判過他們的人，還有健在的。他們一定不會為自己的過失懺悔，因為那個大的責任可以歸咎給時代和一場又一場錯誤的革命運動，他們也可以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良心上也能過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