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妻子在那個時候可能因為條件限製，沒有相機，沒能拍下丈夫的傷痕和青腫的臉，後來找各級領導告狀時，丈夫身上有傷的事實隻能靠旁觀者證明，而且也不能確認到底是誰打的。所以當時的團中央下的結論是：“患有重病……反被認為他表現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勞動，使他精神上肉體上都受到嚴重摧殘，使他病情惡化，以致死亡。”我想這個結論是出自保護當時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幹部和群眾”的原因吧。在極左路線下，蕭也牧被說成“沒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身體有病幹不了活還被認為是抗拒改造，肯定有“階級覺悟高”的人為改造他而加重他的勞動量，幹不好，還會毆打他，這樣的人估計不止一人，他們是帶著“階級仇恨”打他的，可能也不排除有些人公報私仇。但在那個年代，打一個壞分子簡直就是正義行為，是為黨除害，法不責眾，調查起來大家都不承認，就混過去了。想想那個年代有多麼恐怖，一個人一旦被打成壞分子，就成了人們恣意迫害的對象，成了賤民，打他因為打的是“壞分子”，這樣的人如過街老鼠，不被當人看了，打死就打死了，最後“組織上”也無能為力，還要保護“革命幹部和群眾”，被打死的就白白死了。我估計被肖妻揭發的那幾個人肯定是打過蕭也牧的，但他們都認為打他活該，因為他是壞人，至於公報私仇的，也不會內疚，而且會認為是蕭也牧自己咎由自取。不知道這些人多少年後有沒有做噩夢的時候，有沒有夢到蕭也牧的鬼魂找他們算賬的時候，反正從來沒有人公開表示自己打過蕭也牧並為此道歉。
我無法想象蕭也牧死前心裏想什麼，那些打他的人想什麼？我隻知道，我小的時候看到隔壁小學的校長被揪出來遊街時，我們往他們身上扔石子兒，那時的感覺是：壞分子打死一個少一個，而且小小的心裏有一種折磨人的快感，是哈哈笑著扔石頭的，那是因為我們在砸壞人，砸傷流血才好呢。後來上中學，管全校勞動工具的那個邋遢老頭據說是中央哪個部門的翻譯，後來成了右派，被剝奪了教俄語的權利，整天邋裏邋遢的，根本看不出俄語翻譯的當年風采。幾乎全校的學生都敢欺負他，惡言惡語相加。我想，那些打蕭也牧的人肯定不乏這種心態的人，對一個反黨作家，他們肯定是恨他不死，抽打他時看他掙紮，這些人肯定感到很愉快。估計蕭也牧是在人們哈哈笑著抽打下悲憤地死去的，他重病在身，根本無力反抗和自救，連逃出來的力氣都沒有。那場毆打，就成了一場隻有少數人頭腦裏的狂歡記憶了。
二
那天匆匆在博客裏寫了一些關於蕭也牧的文字後，總覺得如鯁在喉，就情不自禁開始在網上查找與他有關的文字，終於找到幾篇，讀之除了覺得駭人聽聞，就是為他感到難過，甚至悲憤。我們的文壇上曾有過這樣的黑暗和不堪，而蕭也牧竟然成了這種黑暗和不堪的犧牲品，完全是他一腔熱情要寫出反映時代氣息的文學作品才招來的橫禍。
我還看到一幀蕭也牧年輕時的照片，那雙明亮的眼睛裏閃爍的是清純的目光，而且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追求進步的文學青年的那種特有的目光，一臉的稚嫩和朝氣。作為在革命老區工作過的文學青年，他進了團中央當了科長，一定對未來充滿了熱望和憧憬。於是他寫了很多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其中描寫新時代裏夫妻關係的作品《我們夫妻之間》在文壇上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很快就被改編成了電影上映，還改編成了話劇和連環畫。
《我們夫妻之間》“是新中國第一篇城市小說”，知識分子的男主人公追求生活情趣，“努力培育勞動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樣去體驗城市生活。於是他們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會性的。男女主人公通過相互溝通理解、取長補短而達到了共識，增進了感情，重歸於好。”
這樣貼近生活的好小說很快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反響，受到年輕人的喜歡。但很快它就遭到“極左”的文學批評家的批評，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甚至是“玩弄人民”和“低級趣味”，原因是作者“脫離政治”。隨後丁玲這位文學界的大人物出山，發表文章狠批這篇小說。丁玲時任“文藝報》主編，還是中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可以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這樣的大人物如此對待一個普通作家的短篇小說，還把自己的文章向毛澤東彙報，文章把蕭也牧說成了反對毛澤東倡導的工農兵方向的口號的代表人物，可以說就基本上“消滅”了作家蕭也牧。這位新中國第一個被文學批評亂棍打趴下的作家從此失去創作權利，下放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恢複了他的本名吳小武，作家蕭也牧從此消失。可他並不知道，他真正的悲劇還在後頭，而且一幕比一幕更悲慘，這一切都肇始於一個短篇小說。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蕭也牧微弱地為自己辯護了一下，要求：“批評要恰如其分，要講究分寸，不要把錯誤提高到不應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須有’罪名加在他頭上，不要汙蔑他的人格。”這樣的話到了“反右”的時候就足以讓他被打成右派了。
從他的老同事和朋友張羽的回憶文字中我們看到，剛被謫貶到出版社的蕭也牧—吳小武還是樂觀地對待生命中的這一次大轉折的。他把自己的創作熱情轉化為為他人作嫁的熱情，全心全意培養青年作家。如長篇小說《紅旗譜》，據說是蕭也牧下足了工夫幫助作者反複修改而成的。一個大作家在自己年富力強最應該出作品的時候創作權利慘遭剝奪，他完全是在用自己的才華扶助別的年輕作家成名，這個過程應該說既是無私的，又隱含著難言的心酸。日常生活中的他充滿了人格魅力，“他十分注意對年輕編輯的培養，幫他們選教材，開課講授編輯工作。由於他知識麵廣闊，又善於表達，語言豐富生動、幽默風趣，他的講課獲得普遍歡迎。有時他在辦公室作即興發言或在休息時聊天，其他編輯室的人也擠進來，聽他講山海經。他總是講得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外出勞動時，人們也願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圍常常圍著一群年輕人。他到了哪裏，哪裏就成為興味中心。由於他高高的個子，黑色發亮的皮膚，笑時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有人戲稱他‘黑人牙膏’；又由於他彎腰曲背的身軀，有人戲稱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爾基’。他為人和氣，心地善良，不管年長的、年輕的同誌，都喜歡接近他。”即使是他成了右派，下放勞動前，他還熱情地給四川的作者寫約稿信，約到了後來轟動全國的一部小說，這就是《紅岩》。他甚至在王蒙倒了黴被發配新疆時，不顧自己的右派身份，主動向出版社要了車送王蒙上火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