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初中起，我就沒完沒了要在各種表格上填寫“成份”。這是新社會的規矩。“成份”這東西究竟是什麼，好像很清楚，但好像又很不清楚。不過我知道，“成份”如何，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前途。譬如在農村，成份是雇農、貧農，自然響當當。中農還湊合，沒有什麼優待可也沒有什麼苛待。富裕中農就差點事兒了。若是富農、地主，升學、高考、工作、婚姻、提拔，麻煩可就多了。雖說黨的政策既是有成份論又不是唯成份論，但事到臨頭，“有成份論”好掌握，有硬指標；“不唯成份論”卻難於把握，弄不好，一頂“階級敵人保護傘”的帽子一扣，難免嗚呼哀哉。所以做領導的，總是以穩妥為先。“成份”便成了考察下屬的首選標準。“文革”初期的一副有名聯語，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然是“好出身”家的孩子寫的。雖然後來也被批判為“血統論”，但他們的前途並未受到什麼影響。那些“成份”有點問題的，寫篇“出身論”，反對完全以“成份”定優劣，最後遭遇的卻是滅頂之災。
“成份”，又分家庭成份和本人成份。大致爹媽是幹什麼的，就相應有了一個家庭成份。譬如，爹媽是教書的，家庭成份便是“職員”。如果爹媽開爿小店，那就是“小業主”，開大廠則是“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爹媽在解放軍，是“革命軍人”，而爹媽在國民黨軍隊還當過官，孩子的家庭成份就要填“反動軍官”了。至於本人成份，就是指自己是幹什麼的了，學生、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等等，各就各位。
家庭成份雖然無法選擇，但卻因此會帶來無盡幸福或無盡麻煩。我的父母都是教員，家庭出身算是職員，不算太好，也不算太不好，中不溜兒吧。個人成份讀書時是學生，工作後是教員，也就是職員，也算中不溜兒吧。這中不溜兒的成份，在“文革”之前還沒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到了“文革”情況就不同了。我的“老子”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這“路線”當初都說是“黨的路線”，運動以來，不認賬了，於是執行者都成了“牛鬼蛇神”，從公教人員都要集體參加國民黨的時代過來，雖然履曆清楚，也成了“殘渣餘孽”，自然不是“英雄”。作為他的兒子，當然也不會是好漢。至於是不是“混蛋”，因為還沒到運動後期，一切尚未定案，所以暫時也未歸於“混蛋”之列。
不過，那時又有另一個說法，先是“黑五類”，指的是“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後來隨著“文革”發展，又增加了“叛徒、特務、走資派”，成了“黑八類”。再後來，知識分子成了“革命”的對象，用江青的話說，就是“骨髓裏浸透了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怎麼進入骨髓，弄不清楚，但在當時的語境下，有此一言，已經臭不可聞，所以叫做“臭知識分子”。於是“黑八類”又成了“黑九類”。知識分子排名第九，所以又借用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匪首的排名，戲稱為“老九”，或稱“臭老九”。那時我已經畢業，留校任教，自然也就歸入“老九”行列了。
這一來，我的家庭成分和本人成分都起了“顛覆性”（套用當今的說法）的改變。這對我個人，是時乎、命乎，無可奈何，顛覆就顛覆吧，但對過去講授的一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卻也同樣產生了“顛覆性”的改變，過去劃階級的一套辦法統統都被打亂了。
過去講階級劃分，經典定義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那段話：“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中，用的大體就是這個標準。
但是，“黑九類”的劃分，就很難用這標準了。就說“走資派”吧，早幾天還是“革命幹部”，自然是無產階級。一朝打倒，名列“黑九類”中，又成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再過幾天，說是”解放“了，”三結合“了，於是又從”黑九類“中脫出來，成了”革命幹部“又成了無產階級。說變就變，真像變戲法——”眼睛一霎，老婆雞變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