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所以一切行動都要找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依據。但這樣劃分“階級”，卻完全沒有經典著作的支持。“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盡管後來的“批林批孔”，大批“孔老二”的正名說，但在此之前，沒有“理論依據”仍是“造反者”的一塊心病。於是就有了據說是康生的一大發明。這“發明”的大意是說，由於革命的變革已經使地主、資本家失去了生產資料，按照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寡等等來劃分階級的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今後應按思想傾向來劃分階級。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今後如果你的思想同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不一致，你就是“資產階級”；如果同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一致，你就是無產階級。這倒很符合“文革”的實際。譬如要打倒鄧小平的時候，因為他同“無產階級司令部”思想不一致，所以是“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當然是資產階級頭子；一朝需要，希望他保持一致，於是鄧小平複出，立馬成了“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自然是無產階級領袖了。沒過多久，鄧小平同“文革”無法一致，於是難得的人才又成了“還是白貓黑貓”，再被打倒，又成了資產階級。階級劃分，定於一人一言，真是口含天憲，要怎樣就怎樣，猶如兒戲。當然，這是後話。
我當時尚無此先見，隻是感到，按照這種劃分階級的方法，從事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成了極度危險的行業。研究，總要有研究結果，總要講話、寫文章。稍有不慎，一言不合，豈不就會落入“資產階級泥潭”？這危險令我戰栗。後來的事實證明我怕得有理。
大概在林彪座機爆炸之後，毛澤東提出“大學還是要辦的”。又說“老九不能走，還是要”。於是，複旦大學也開始“複課鬧革命”了。一個月前，“幹校”的工宣隊長成師傅剛跟我談話，說“我要培養你在幹校長期留下去”，要我去學開拖拉機，令我過了一把癮，學了兩三回便在海邊大堤上運了一車麥子回幹校，差點撞上了停在幹校進口處的一輛三輪卡。這時校部的工宣隊又把我們調回學校，說要準備複課了。
不過，我已無心繼續留在複旦，尤其是得知工宣隊在我們回校之前曾對選拔前來學習的工農兵學員部署“既要聽他們講課，又要隨時準備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之後，更感到了今後行路的艱難。帽子總是高懸於頭上，一不留神，扣將下來，如何了得！於是，決心離開上海，到一家地處湘北山溝裏的工廠謀生了。至於到了那邊，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實在沒有把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但事有大出於意料者。這家山溝的工廠是部隊新建的，各級領導大多從總後勤部和軍工單位調來，大多都在“文革”中當過走資派，嚐過那些花樣翻新的“階級鬥爭”的味道。工人則大多是初中畢業的學生和複員軍人，大多沒有嚐過無法無天“造反”的樂趣。從科研單位和大學畢業生中調集的一千多人，構成了這家工廠的基層技術骨幹，新來的工人對他們都稱師傅。我從大學來到工廠，年齡又比青工大許多，自然也就成了“師傅”。“文革”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師傅”是尊稱，見人就稱“師傅”，說全了，應當叫“工人老師傅”；就像今天“科教興國”，知識分子吃香，見人就叫“老師”一樣。一個在上海被列為臭知識分子的“老九”，坐了一夜火車，一下子就成了“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一員。昨天工宣隊和革命幹部還不斷對我們敲打，要改造思想，脫胎換骨，覺得前路茫茫，不料“脫胎換骨”竟來得如此容易，一宿火車便告完成。這或許也是“在曆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忽地又靈了。
幾十年彈指一揮。今天的人，對“成份”這東西已經不大在意了。階級鬥爭也不再沒完沒了了，於是不少人為我離開上海，離開大學，拋荒專業，感到惋惜。但他們可能忘了，也可能不知道，山溝溝雖然苦點，學業拋荒固然可惜點，但畢竟換得了幾年不用戰戰兢兢、每天牽頭皮的生活。想起“文革”中這段一夜改變成份的經曆，覺得今後或許不再有人會知道這其中的有趣與荒誕，不覺莞爾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