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30日——2010年3月30日）
序言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清明時節，隨著偉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不歇的春雨伴著我踏上了去贛東北臨川插隊的征程。時年十五歲一個月十二足天，身高一米五，體重三十五公斤。六九屆初中生的我，憑借著隻有小學五年級的完整學業，加入了千萬知識青年下鄉的洪流。
雲南、貴州、江西、安徽、黑龍江五省是我們“一片紅”六九屆的選擇，因為六七屆的哥哥去了安徽和縣，六八屆的姐姐奔赴吉林延邊，我便挑選了江西，算是不走同路，各奔南北。
臨川地處贛東北，撫河中遊，間平原丘陵地型。漢置臨汝縣，隋改臨川縣，明清為撫州府治。一九八七年撤銷臨川縣和撫州市，改設臨川市。曆史上北宋政治、文學、思想家王安石，明代戲曲、文學家湯顯祖均是臨川籍人。“王安石變法”仍是今天讀史的重要記載，而《臨川四夢》則為戲曲文學史留下了精彩篇章。故臨川自古有“才子之鄉”美譽。
一、母親離世
去臨川插隊的第二十天，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我的母親患宮頸癌離世，時年僅五十一歲，我得知噩耗已是三天後。當時電信途徑是由上海發電報至縣城，再由縣城車行三百多裏土路至公社，而後公社郵電局再派人走十多裏地通知我。按理也不用三天，但卻得知他們已是用最快的速度告訴我。十五歲確實無知無助，爬上去縣城的拖拉機往家趕。我的第一次孤身一人的“旅行”，卻是一位少年千裏之外的奔喪。兩天後，我捱到了上海，途中滴水未進。
母親是貴州盤縣人，時代中學的老師。抗戰時貴陽大夏大學的學生，也是父親的學生。一九四七年他們成婚，此時父親以二十九歲的年齡被聘為大夏大學的副教授兼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已頗具青年才俊。解放後，母親做過護士、長寧區法院的調解員，隨後長期在時代中學任教。母親非常能幹，內外兼具，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那一代知識女性。她做的一手黔、湘、川菜，至今還會勾起我的口涎，回味無窮。
後來我才知道，母親熟悉病理常識，所患宮頸癌她本人早就有察覺，隻是不敢去醫院醫治，錯過了早期手術的時機。因為那時父親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正在長興島“五七”幹校勞動，母親怕作為躲避運動的典型牽連父親。
母親的離世，使我過早地失去母愛，以致在後來的九年農村生涯中，每每見到插隊兄弟姐妹們的母親關愛他們時，我都會有一種心酸和嫉妒。也正是在那一段日子裏，逐漸形成了我的獨立人格。父親在“牛棚”，母親在“天國”，我沒有依靠，隻有靠自己。
二、集體戶的短命
集體戶是知青去農村插隊的產物，它指若幹知青在一個村莊共同插隊形成的集體稱呼。它不是一個家庭，也不是五保戶，但它有戶長，我便充任過。我們三男二女棲息的村落有一個令人遐想的名字，叫“神岺”，地處丘陵山區，由黃、李兩大姓宗祖繁衍數十代生生不息，兩大姓各選一位領頭人，封為隊長。
初到神岺，我們五人住在一個祠堂裏。祠堂的正廳為村小學教室，外牆泥磚木結構，內牆則用竹子隔成數間糊上報紙。每間八平方米，一張竹床，就是自己的空間。隔牆不隔音，白天是孩子的朗朗書聲，晚上房外的狗吠和屋內的鼠竄、尿聲“交相輝映”。
落腳的第一個月，我們享受幹部下鄉的待遇，每天去一家農戶吃飯，標準是付一角五分，半斤糧票，名曰吃“派飯”。當時的老俵是純樸的，他們會端出僅有的醃肉、雞蛋、筍幹款待我們。一個月後，輪到五人自己做飯，我們采用輪班製，每人一天包幹。好景不長，女孩子總比男孩子認真會幹，男孩子則馬虎敷衍，女孩子首先提出分灶吃飯，三個男孩隻能淪為一夥。三個不諳世事的毛頭小夥三天中有一天要為這個“家”謀劃吃飯，無奈難倒了我這個男戶長。在女孩子的示範效應下，我們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各自為“灶”。這就是我第一次當戶長的經曆，不過短短的一年幾個月。
男孩們分手後，我並未獨自立灶，而是去了隊長父母家搭夥。這是一對和善的老人，膝下有一雙未婚娶的子女，出工回來我有熱飯熱湯，衣服髒了有人洗，累了倒頭便睡。他們的付出何以回報：一是我的口糧全部交給他們；二是回滬捎些肥皂、人造棉、雨靴。如今算來，那種搭夥的生活方式長達七年，但很愜意，是一種適合我的選擇。大多上海知青不適應江西農村口味的辣、鹹，而我這個湘黔後裔便是正中下懷。
三、從六分到九點七分
神岺村的全勞力幹滿一天為十分，即一個整工分。婦女能幹的為七分，初涉農活的我給六分，已屬照顧。那時的農活沒有絲毫的技術可言，同千年沿襲的男耕一致，需要的是好的體魄和力量。
江西的農村，人們傳承著千百年形成的農令氣節，按部就班地耕耘，大多以種植水稻為主，一年雙季。從清明到五一是早稻育苗到插秧的季節，“不插五一禾”就是對早稻插秧時點的限製。七一到立秋為“雙搶”季節，“雙搶”即早稻搶收和晚稻搶種，“不插立秋禾”則是對晚稻插秧的時間約束。地處丘陵，多種植紅薯、芋頭、茶籽，山區則以出產毛竹、杉木、鬆樹為主。
九年，我學會了所有的農活，從犁田、耙地、育苗、插秧、耘稻到收割。早稻插秧水田的刺骨、夏季耘稻的上曬下蒸、雙搶時的披星戴月，最不能忘卻的是滿腿螞蟥叮吸潰爛後留下的斑痕至今依稀可見。
九年中，我開過手扶拖拉機，做過隊裏的保管，也代過農村小學的課。農民建房，幫工夯土壘牆。農民故去出殯，充當“八仙”扛棺。點著鬆明捕鱔捉鰍，殺牛宰豬樣樣試過。
隨著時間的逝去，我在農耕的生活環境中，身高長到了一米七七，體重增加到四十八公斤，而我的每日工分也提升到九點七分，接近一個強勞力。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經曆過的人才能體會唐詩經典中的內涵，至今我保持著不浪費糧食的習慣，是那時從心裏種下的。如今我在崗位上為“三農”做些事，推進村鎮銀行的建設，正是懷揣著那份曾經滄海的情感和抹不掉的記憶。
四、從養雞到連窩端
沒見農村的家庭不飼養雞、鴨、豬、狗的，因為農民的零花錢主要來自自養的家禽與牲畜，趕集時用雞蛋換回日常必需品，宰口豬則一定是婚嫁、上梁時。雞是農民飼養最多也是最宜生存的家禽，在稻田尋覓散落的穀子，鄉間到處是生機盎然的昆蟲，不用喂食，也能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