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戶自成一家，養雞亦成為必然。我們初學養雞從集市買來雞雛一群，就想它們快快長大下蛋吃肉。殊不知今天丟幾隻，明天雞窩未關合，又給黃鼠狼叼走幾隻，能存下的所剩無幾。沒多久，起初的興致勃勃變得心灰意冷。
知青之間的走門串戶，交流生存經驗，時而也給了我們一點不良的示範與啟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被我們演繹為“養雞不如買雞，買雞不如偷雞”的實踐。旋即就有了，走村過店，先捉小雞小鴨，拿回去還要養，沒功夫。就變成了專偷成雞成鴨，有人掩護，有人動手。那個年代，時興一種運動包——“馬桶包”。男知青都背“馬桶包”，它是偷雞鴨最好的工具，將雞脖一擰壓在翅膀下，塞入包內，無聲無息。我們還信奉“兔子不吃窩邊草”，從不在本村動手，鄰村他村則是我們的主攻對象。偷來的東西總是知青內部享用，分灶又變回了合夥。當大家提議聚餐時，雞窩就是我們的目標，連公社幹部的雞窩都不能幸免。
那些年中，順手牽羊摘農民的蔬菜，挖個紅薯是常事。逢甘蔗、西瓜成熟期，我們時有掃蕩。也偶有用骨頭誘狗上門，打倒烤肉。
今天，用上述文字表述沒有生存前提的借口，卻有對老俵的欠疚和負罪。
五、“敵台”與字典
知青的業餘生活是極其枯燥的，農忙時回來躺倒就是，農閑時知青們串門閑聊。公社放露天電影，知青往往不會放過，不是為看那早已厭倦的老片子，而是大家可以聚會。
距我們神岺村五裏地，有個榮山墾殖場，是個拿薪水的農場，主要以開墾培植山林為業，也兼備砍竹伐木。墾殖場的員工中有不少文化人，亦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去江西的上海知青，也有上世紀五十年代戴上“右派”帽子一族，更有“文革”中產生的“各類分子”一群，他們對知青是友好的。我們一接觸，往往會有人提醒，此人犯什麼錯誤，遠離為好。久而久之，在與他們交往中，我發覺他們有文化，有經曆，更有悲慘的家庭遭遇——個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時也會勾起我對家庭境遇的同感。
人總是有感情的，熟識後我在他們那兒索取到一些民國時期的線裝本武俠小說，有《三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等，那個年代有書看就是最大的幸福，這些書陪我熬過了許多空虛的時光。
我得閑時，特別是晚上，是靠一台半導體收音機陪伴的，對知青來說那就是他們的奢侈品。說實話，夜深人靜時，我時常會聽美國之音、台灣之聲、BBC中文廣播，其實當中的文化、音樂節目我很喜歡，而其時的一些政治渲染早已灰飛煙滅。
《新華字典》、《成語詞典》則陪伴我插隊生活的始終，放在枕邊，隨時翻閱。今天我書寫繁體字與識別繁體字的能力就是那時積累的。
六、《基督山恩仇記》——等待與希望
那是段名著都被淪為禁書的年代。受家庭影響，我從小愛看書，幼時對《三國》、《水滸》、《楊家將》等中國傳統文化的連環畫愛不釋手。
十一歲遭遇“文革”，家裏那麼多文史哲書都被查封上繳。我還為紅衛兵充當自家書籍的搬運工。家父是研究曆史的，一次抄家的紅衛兵拿出一本史書，翻到有蔣介石相片的一頁，責問父親為何不在上麵打？菖，隨即令我父親跪下認罪，這一幕令我義憤填膺。我悄悄地將抄家運送書籍的黃魚車汽門芯給拔了，不想被他們發覺，遭來了狠狠的耳光及跪罰。我永遠記住了打我的那張臉。多年後插隊返滬，在華師大校園裏認出了那張臉，我迎著那人用肩撞向他，我準備打鬥，但那人卻一聲不吭地望著我，迅即離去。
那些年，回上海就是找書看，特別找禁書看。期間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一是《基督山恩仇記》；二是《紅與黑》。前者的主人公愛德蒙·鄧蒂斯那種堅韌不拔、忍辱負重，被囚禁在孤島上卻心境堅忍，以等待與希望的信念，最終走出囚籠成為富翁，一直使我欽佩敬仰。而後者的主角少年於連狂妄的個人英雄主義，尤其是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更令我五體投地。
盡管我小，卻在知青中有一定的煽動力。回到江西閑時，我會召集知青們聚在一起，把這些閱讀的小說以講故事的方式，再加上共同的境遇，編織在一起傳播給大家。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在講《基督山恩仇記》時，從伯爵——囚徒——富翁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使知青們如癡如醉，他們被我繪聲繪色的講述落入自己現狀的情感之中，那情景至今仍曆曆在目。每到此時，我都會“賣關子”，且聽下回分解，我的停頓，換來的結果是遞煙、倒水、下麵條。我儼然是個故事家，至今想來仍有小小的滿足感。
到了一九七五年後，知青隊伍逐漸減少，感覺三五年鍛煉後即會返城的人，忍受不了不知何時是個盡頭，紛紛出走。找些病因回城的、更有主動致殘的，當兵的、去縣城工廠的，女孩子嫁給當地老師、赤腳醫生的也不是個別。
那年月，有了不考試選送讀書的機遇。握權者與知青間就有了交易。送塊上海牌手表，足以使你成為工農兵學員。
等待與希望，一直激勵我繼續留守。期間也有機會，水利電力學校、贛州消防兵都有過誘惑。我沒動搖，一直堅守到一九七九年的知青返城。
七、酒醉狗也醉
美酒出黔川，贛中有好酒。四特酒、李渡高梁、臨川大曲就是江西酒的佼佼者，臨川也是出好酒的地方。農村飲的酒源自古老的釀造方式，用稻穀、糯米自釀。一種是白酒，一種是水酒。去農村前我沒有沾過一滴酒，隻知酒不是好東西。
江西的農村凡逢作壽上梁、婚嫁喪娶，總要宴請。娶媳婦吃三天，嫁閨女備一餐；高壽大宴，上梁必酒；兒子滿月有請，女兒足月無聲。參加任何宴請，親朋好友是首選，此外就是一戶一人，當然就是男主人——戶主。男主人外出，多由兒子頂替。集體戶也算一戶，我就是當然的參加者。
記得第一次受邀參加的是位老俵五十大壽，恰逢夏季中午，剛收工回來便趕去解饞。水酒又甜又涼，好喝解渴，不懂規矩，不知酒力，我一氣喝了十二大碗，沒多久，就躺倒了，被老鄉扛回了駐地。事後，老俵誇我好酒量，居然沒吐。這就是我十五歲第一次嚐酒的後果。
第一次酒醉之後，我企盼著同樣的機會，倒不是好酒，是想練練自己的酒量有多大。但懂得了一點道理，參加這樣的宴請要備禮，送一條二元二角的“歡騰”香煙已是厚禮。
逐年累月喝酒的經曆多了，酒文化、酒規矩、猜拳行令、借酒發泄，我的酒量漸長，白酒興起時能喝半斤八兩。穀子吊的酒，味正清醇，一擔稻穀能釀二十斤白酒。每年吊上一擔穀子酒，來友喝、興時喝、累了喝、悶時喝，喝出了孤獨的自斟。此時的境界已至唯有酒是好東西，一碗醃菜，一把炒豆，一碟蘿卜，就著下酒已很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