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越鬧越大。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
豐大業去找知縣劉傑理論。
劉傑說：我們調查清楚再說。
豐大業掏出槍來，嘴裏嘰裏呱啦地嚎叫。
劉傑以為他是嚇人的，不料，他竟然開了槍。當即，一名知縣的仆人流血倒地。
太猖狂了，在中國的地盤上，掏槍傷人。那些民眾再也忍不住了，一頓亂殺。
先後殺死：豐大業，豐大業秘書西門。
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奸、挖眼割乳，後被燒死）。
2名神父。
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
4名俄國僑民。
30多名中國信徒。
焚毀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
朝廷速派曾國藩赴天津，會同崇厚處理。
他不是直隸總督嗎？怎麼要“赴”天津呢？
那時天津還沒這麼重要，隻是一個通商港口。總督在保定辦公。
曾國藩接到這個上諭後，痛苦極了。
他寫好了遺書。
為什麼要寫遺書呢？
他深知事情最終不可能按他的意願來處理。作為一個儒學聖徒、一個大清臣子，他對西方列強欺侮中華，有著強烈的，發自內心的痛恨。他不痛恨他們的科學，不痛恨他們的藝術，更不痛恨他們的文明，他痛恨的是他們弱肉強食，巧取豪奪。
但痛恨有什麼用呢？
這個一向軟弱的朝廷，麵對列強欺淩，毫無還手之力，經常醜態百出。
他知道，自己將是一頭替罪羊，幾十年的名譽會毀於一旦。
曾國藩判斷對了。
在曆史上，因這件事，曾國藩被戴上了一個賣國賊的帽子。後來，曆史還給李鴻章戴上了這一頂帽子。
曾國藩麵對的是這樣一個燙手山芋。當時，強硬的法方，激怒的民眾，軟弱的朝廷，構成了教案的三方。
法國大使羅淑亞步步緊逼，除了要求處死參加打死豐大業的“刁民”外，還要求處死天津知縣劉傑、知府張光藻、提督陳國瑞。數次照會，提出武力威脅，甚至公開侮辱曾國藩，說：“國弱無力懲辦凶徒，或者從惡謀不願懲。實為之懍然而深慮也。”
他毫不客氣地說：你們這個弱國！你們這些弱者！
是的，這是個弱國，但民眾並不弱，他們在嚴刑審訊麵前，堅決不承認自己動了手。穆巴、王六、葛三、陳麻立，拷打之下，沒有一句口供，其他的人，今天說參與了，明天又翻供。所抓獲的民眾，讓曾國藩難以取到實證。
如果是“通匪”時代，他說殺就可以幹掉，但是，現在是中外糾紛，亂殺或者錯殺，就難於收場。
於是，他感到了無頭緒。
群體性事件，是誰下的手，確實難以找到確鑿的證據。
他定下了一條原則：天津知縣、知府、提督都不是幕後指使者，無非是處理突發事件不得力。特別是陳國瑞根本就沒有參與。所以，他上奏把知縣知府兩人革職。
然後，他以一種鄉紳判案的思維，既然殺了二十個外國人，也抓二十個中國人殺了，以一命抵一命的辦法，平息事態。
他沒有別的辦法。
如果說他有辦法——那隻有一個長遠打算：徐徐圖之。
因為國力弱，暫且忍一忍，向西方學習，等把堅船利炮都學到了手，再說硬話，辦硬事。
朝廷不同意。朝廷說：“惟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預為懸擬，強人就案？”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你怎麼能預定殺二十個呢？該殺的就殺，不該殺的就不能殺。你要以“事實為依據，以供詞、旁證、實物，組成一個證據鏈，才能定罪嘛”。
其實，這隻是一個陰謀，慈禧在耍兩麵派手法。一方麵，她內心非常畏懼列強，比如：她令李鴻章來接手辦理教案，卻叫他把帶的三千兵，不要帶到天津來，免得洋人懷疑是要啟戰端。口口聲聲，要曾國藩把這案子辦得“洋人折服”。
另一方麵又要顧及國內沸沸揚揚的輿論。
慈禧其實早就定下了息事寧人的調子，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在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裏，她很坑人地說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隻是把個燙手的芋頭扔給了曾國藩。
曾國藩很難兩全，而羅淑亞天天緊逼。他不得不將劉傑、張光藻撤職。上報了“殺二十人，判刑多人”的方案。
如此一判，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朝廷決定換人，讓李鴻章來處理天津教案。
李鴻章來了，處理意見，基本如此，隻是四名俄國人隻要賠錢，不要抵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