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曾國藩情緒低落到了極點。他唯一能做的是：劉傑、張光藻被充軍黑龍江，行前，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
處理天津教案，讓他聲譽全失。一時，萬人詛咒。特別是愛憎分明，血性十足的湖南人，竟然把曾國藩題寫的北京“湖南會館”牌匾摘下來，踩爛，放一把火燒掉。
這對曾國藩是多麼沉重的打擊。
曾幾何時，曾國藩是湖南人無比的驕傲。全湖南以他為榮，而今，全湖南都朝他吐唾沫！
對一向視名譽如生命的曾國藩來說，這無異於用尖刀割他的心。
他怏怏不快地，第三次回任兩江總督。
天津教案了結後，清政府專門派出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前往歐洲向法國道歉。
理由：願與法國“實心和好”。
我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有誠意，不遠萬裏，前來貴國，忠誠地表達我們的歉意：盡管是你們先開的槍，但是我們畢竟打死了你們的人。我們做得不對。希望通過這一次之後，我們永遠團結，親如兄弟。
崇厚於1870年10月底，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下旬，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
崇厚恭恭敬敬地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上。
他說：希望法國政府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
梯也爾回答：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至此，曾國藩對這個腐敗的清廷，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為之“中興”的夢，越來越遙遠。
同治十年，他第三次回任兩江總督，在任上，他又審理了一件案子——“刺馬案”。
原任兩江總督馬新貽閱兵回來的路上，竟然被一個叫張文祥的刺死了。
這是大清二百多年來，唯一的一件怪事。一個總督被人刺殺了。
有關這個刺殺的版本，很多，很多。
但張文祥的嘴裏永遠隻有一個版本——無任何人主使，他不過是人生屢屢失意，連做點典當行生意，也被馬總督所禁止。
任何人都不相信這個理由！
於是，案件一審再審。
曾國藩接手這個案子，已是別人差不多審完了。
他來審，主犯還是那個口供，怎麼也弄不出什麼背景，什麼主使。
他也懶得尋根究底了，還是將原來別人報的結果上報。
然後，下令將張文祥處死。
這個案子，是一個謎，永遠成了一個謎。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謎，隻是那些無聊的文人，為了某種戲劇效果，故意說成是一個謎。事實上，張文祥沒有任何人主使，他是當時無數活得非常渺小的小人物之一。他僅以典當行這點小生意為生，連妻子也跟別人走了，你馬總督連這個生意也不讓他做，他喝西北風？
太平天國是一群人起事，張文祥沒那麼大的能耐，他單槍匹馬，殺了一個總督，值了。
因為對張文祥這樣的底層人物來說，在這黑暗的社會，活著太累，不如死去。
曾國藩是清楚這一點的。
他的晚年，非常不愉快。他看不到什麼希望。好在他還有一個當年一同研習理學的朋友吳廷棟退休後住在南京，他時常去坐坐。
不過，他們談的不再全是理學。
在時代的變局中，曾國藩至死也沒有明白：理學能挽救國家嗎？
好像能，又好像不能。
1872年3月，曾國藩覺得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3月12日，他死於兩江總督府邸。
六十二歲，他似乎死得過早了，其時，清朝還需要他。
他是被這個帝國累死的。
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講求理學，理學不能救國。他一生傾盡全力地鎮壓太平天國，到頭來維護的是一個與太平天國同樣腐敗的王朝。他盡其所能地推動洋務運動的發端，希望能求新求變，帝國仍然是一派死氣沉沉。他一生以身作則，希望言傳身教，扭變世風，但是，腐敗貪汙日甚一日。
他活得太累太累，除此之外，他至死也沒弄明白：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為什麼從嘉慶以後就江河日下。這不是簡單的朝代更迭，而是帝國在世界列強中的不斷滑坡。
曾國藩時代終結了。清廷聞訊，給予了他極大的哀榮。
曆史給予他兩極的評價：譽之者謂為聖賢，貶之者稱為國賊。
真實的曾國藩，隻是一個在夾縫中頑強生存與不斷突圍的曆史人物。有人看到他的德，有人看到他的術，有人看到他的聖，有人看到他的偽。其實，他隻是千百年來，眾多中國士子濃縮的典型符號：一個不斷的追求者、清醒者、思索者、探索者，也是那個體製下沒有懸念的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