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作為漢大臣的領班大臣，坐第一席，這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這些事情，他詳詳細細地寫在家信中，好讓家人也跟著他從“精神”上品嚐一下大餐。
這是曾國藩最後歲月中，一段讓外人覺得他特別受尊重，特別風光，特別愜意的日子。
但是，與曾國藩家信中那份風光愜意完全相反，此時，他真正的內心卻是落寞、無奈、失落、迷茫、無序、痛苦、悲觀。
他不敢把這些寫出來。
但有一個人，暗暗地記錄下來了。他就是曾國藩最真誠的幕僚趙烈文。
出了北京城，到了保定。一天晚上，用過晚餐，他與趙烈文坐在庭院中的梧桐樹下閑談。趙烈文問：中堂大人，人家入宮回來總是興高采烈，我卻發現您近來悶悶不樂，不知中堂為何事沉悶？
曾國藩搖了搖頭，感歎道：“兩宮（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奕訢）、文（文祥）、寶（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博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為憂耳。”
這段話說得明白點，就是他對朝廷這班人深深地失望。一個國家的權力中樞，竟然由這班毫無氣象的人把持。
兩宮，就是垂簾聽政的慈安慈禧兩位，她們的才能見識，太過平常。與曾國藩見了幾次麵，沒有幾句談及國家大事。同治皇帝呢，幾乎插不上話，坐在那兒就好像擺設似的。國家大事就全由恭親王這幫軍機處的人把持。權力超過皇帝。恭親王這個人貌似聰明，但不沉穩，不像個做大事的，文祥呢，太正板，心襟不寬，師心自用。寶鋆呢，口碑差。朝中有點操守的是倭仁，但是，可惜啊可惜，他也與這個時代脫節了啊，他的見識過了時。至於其他人呢，更是碌碌無為啊。
不過，曾國藩這番話後麵的深意，其實想說的是：這個朝廷暮氣沉沉，與日新月異的世界格格不入了。
他覺得自己畢生為之維護的大清，已是一具行屍走肉，毫無生機。
十年征戰，他看到了民間的疾苦，國家的凋零，官僚的腐敗，體製的沉屙，也看到西方的強大，列強的文明，更看到了民間新生力量的成長，但這一切，在這個氣數快近的王朝來說，他們仍然渾然不覺，即使有所觸動，也束手無策。
如果沒有與洪秀全的這場搏鬥，他絕沒有這樣深的體會。在經綸事務中，他強烈地感覺到這個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西洋槍炮的威力無比。
長江上的洋艦橫衝直撞。
戰火中人食人。
底層知識分子的博學與奮進。
而這個朝廷呢，卻死氣沉沉，因循守舊，沒有半點銳意進取的樣子。誰能挽救這個王朝？
他迷茫了，甚至他覺得自己也不夠格。他忽然發現，自己從小學到的那一套，在華蘅芳、李善蘭那班人麵前也顯得捉襟見肘。
趙烈文說：中堂大人，世道已壞，您創造的鹹同中興，輝煌不過五十年。
曾國藩不再說話了。
他為之奮鬥不息，努力中興的美夢，在時隔十六年，回到讓他尊敬的朝廷之後，他的夢，像太陽下的冰棱，正一點一點，漸漸瓦解。
化成淚，化成血。
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了一件怪事：多名兒童失蹤。
6月初，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
於是，一個可怕的傳說流傳開來，說是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綁架殺死孩子，挖出眼睛、心肺之類，作藥材用。
這消息就一傳十，十傳百，天津市民就憤怒了，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
6月中旬，一名嫌疑犯武蘭珍被人扭送到了官府。
武蘭珍供出了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
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
其實，這隻是天津人對外國人傳教不滿情緒的集體爆發。
當時，各國列強偏袒教民，凡是入了教的，就覺得跟現在某些人拿到了外國護照一樣，瞧不起自己人。
於是，普通民眾與教民就常常鬧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