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對共產國際的指導采取辯證分析的態度。
在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引導有明顯指導作用的同時，斯諾強調，“我們必須記住，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和與蘇聯團結一致一向是完全出於自願的。”確切說來，“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為一種活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盡管一度有過某些抄襲或模仿的痕跡，“但是他們借用的過程中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和製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
當然，斯諾也尖銳批評了蘇共對共產國際的壟斷以及共產國際的諸多失誤。他認為，參加過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的覆滅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等，共產國際負有責任。他指出，1927年以來，因各種因素的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幾乎停頓，旦一度失去聯係。這從下述對比中可以看出“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隻剩下兩、三個……。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隻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持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隻能像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尤其是斯大林通過了“五年計劃”後，蘇聯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建設方麵，共產國際的影響僅限於和平宣傳。後來，共產國際的代表李德也認識到，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精神以及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影響逐漸削弱的最好詮釋。
第三，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亊業的獨特貢獻。
共產黨人有著寬廣的共產主義胸懷和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沒有狹隘的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在堅決抵抗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的同時，尊重和關懷一切愛好和平進步的人民，理解並支持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過：“我的朋友們和我隻願意談論大事一一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這種崇髙的人類情懷，大大強化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抗精抻，決定了他們對人類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和參與程度。在共產黨的宣傳中，突出強調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則是潛在的盟友。在紅軍艱苦卓絕的鬥爭中，“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為關心。……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有時甚至在窮鄉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像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就連陝西的普通農民也關切地詢問斯諾美國有無窮人和富人，有沒有共產黨和紅軍。
中國共產黨意識到本國紅色革命對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獨特價值，並自覺投身於這一全球性解放運動中去。共產黨人“高呼的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是貫徹於他們所有教導和信念中的思想，在這個號中重申他們對社會主義大同的理想忠貞不貳”。
上述種種努力表明，斯諾確實是“一個特別有效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推進者”。他和我們同樣地認為，這不僅沒有破壞其“世界公民”的形象，相反，他的事業因為有了鮮明的主題而變得更為高尚和堅定。
四、對世界持久和平的人類學期待
“斯諾的理想主義計劃是要在地球上的人類大家庭中建立和睦關係。”為此，他殷切期待著人類的持久和平和更好發展。
國家、民族固然重要，但假設斯諾僅僅以美國的繁榮強大為終極目標，那他也就不成其為我們這裏所研究的斯諾了。意大利當代人類學家貝恰指出：“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思想從現在這樣在一切方麵都以強製的概念把國籍當做交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幾乎所有能提高人生質量的事物都是無國籍’的，都是不承認人為的國界、不受其束縛的。比如音樂、美術、知識、愛，特別是同情心，都是如此。”《紅星照耀中國》巨大的穿透力、深刻的理解力、無所不在的同情心以及對人類持久和平的向往，良心可鑒，日月可證。
作品在對中華民族的苦難現實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偉大解放運動作全景式報道後，鄭重預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遭受這樣那樣的挫折，但終將取得最後勝利，“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後野蠻暴政投人曆史的深淵”。他堅信，伴隨著中國、亞洲和世界革命的不斷勝利，人類的命運不可能再長期拖延不決了，一個美好的世界必將到來。
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年代，在那個中國人民需要理解和幫助、世界呼喚溝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諾等國際友人“信奉並從事的溝通和交流事業，開闊了思想，減少了疑慮，增進了了解，促進了合作”。作為這種溝通和交流事業的結晶，《紅星照耀中國》實現了多方麵的價值對位，並將引導人們在開辟人類新前景方麵繼續發揮作用。毋庸置疑，就作品業已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來看，斯諾“不僅記錄了曆史，而且創造了曆史”。他本人也驚異地發現：“一個人的文章和言論，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喚起人們，甚至陌生的外國人，使他們行動起來，視死如歸。……當我聽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學生在戰場上犧牲時，我開始意識到我的寫作具有政治行動的性質。”
事實的確如此。“埃德加的書為未知打開了窗戶，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它使中國革命贏得了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也堅定了世界人民對持久和平的信心和追求。因此，完全可以認定，《紅星照耀中國》是記載並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不朽豐碑。
結語
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指出：“隻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於過去那樣，那麼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命運了。”世紀之交的人類顯然能夠或者已經完成了種族繁衍、基本自然征服以及全球大規模的殖民與反殖民進程。在長期而艱辛的演進過程中，人類逐步克服了自身的諸多弱點，正向著更為合理、更為文明的方向邁進，和平與發展已提升為當前世界主題並日益成為全人類的共識。但是，無可否認，在未來發展中，人類麵對的必將是非一元選擇，選擇過程中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噪音”，深刻的異化現象和某些反人類因素可能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幹擾人類的前進步伐。
在此背景下，我們有理由時常想起斯諾，有必要經常溫習《紅星照耀中國》所代表的價值取向。畢竟，以斯諾及萁《紅星照耀中國》為核心的“斯諾學”，對處在發展十字路的人類有著多方麵的啟示。
其一，繼續發揚斯諾精神，爭做文明進取、全麵發展的促進派。
《紅星照耀中國》不愧為“本世紀中一名美國記者所寫的最偉大的報告文學作品。……這本書比後人所寫的同類書總是更有價值”。89這種價值集中體現為“斯諾精神”。
所謂斯諾精神，指斯諾所具有的基於生命意念、歸於人類意味的巨大人格力量及由此輻射而來的綜合感召力。包括敏銳犀利的目光，純真率直的品格，直麵現實的勇氣，實事求是的態度，勇往直前的決心，堅持不懈的毅力，愛憎分明的情感，博大深邃的理性，高尚的人類關懷，至死不渝的追求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斯諾精神的發揚光大無疑有益於培養艱苦奮鬥、樂於奉獻、文明進取、全麵發展的建設型人才，從而積極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其二，立足現實，抓住機遇，把我國現代化建設引向深入。一個美國人，數十年如一日地關心中國，支持中國，這本身就是最偉大的國際主義行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得到獨立的程度，是斯諾能觀察曆史發展的晴雨表。”斯諾將這種晴雨表定點在中國大地，為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奔走呼號，為新中國可能擁有的光明前景搖旗擊鼓。他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耳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國提髙到憑其曆史和眾多人在世界上應占有的地位。”
60年過去了，斯諾的願望已經變為現實。曆史早已昭告天下，落後就要挨打，內亂必遭外患。華夏兒女，生逢其時，應抓住機遇，愛祖國，愛集體，愛崗位，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引向深入。
其三，麵向未來，勇於開拓，切實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60年前，斯諾走出本土，周遊世界，誌在兼濟天下。漢密爾頓指出：“大多數美國人難以領悟本世紀世界變革的動力，而斯諾的智力特征使他和他的同胞們產生距離。”這種“距離”使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未來。
如今，21世紀就在眼前，作為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也必然麵向未來，麵對世界，主動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與推動人類發展的責任。比較而言，和平是第一位的，失去和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因此，貝恰說，“應當把和平看做是解開決定人類未來的重要方程式的關鍵。”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高速公路的開通和國際互聯網的建成，驀然回首，人類發現原本大家同住一個小小的“地球村”，相隔並不遙遠，聯係日趨密切，人類心靈和整個地球再也容納不下過多的陰暗、喧鬧、暴力和不信任，渴求和平、享受文明帶來的成果也是人類創造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而合理的要求。惟有此種理念，才能為人類進步找到貢獻力量的恰當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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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恰：《爭取和平的道路》，引自《二十一世紀的警鍾》，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頁。
附注：此文為“紀念《紅星照耀中國》發表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與導師尹均生教授合作完成。
(原栽《20世紀永恒的紅星》，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