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麵。
《流言》裏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範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旗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兩次被日兵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
京劇《文昭關》裏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須發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禮拜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藤；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
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裏，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複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裏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
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裏，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
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隻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彌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〇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
那時大陸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盡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情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