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七月裏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裏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幹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麵。
上海滄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麵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丏尊和章錫琛老板留守上海，店裏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裏韜光養晦，躲風避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調孚、顧均正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
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隻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裏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
“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裏。直到隔了將近四十年之後，張愛玲才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自我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的筆墨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裏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此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複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廳裏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