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夏衍是張愛玲的讀者之一，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的第一號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隻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了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裏，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時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闌燈灺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
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裏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曆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隻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
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隻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回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隻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隻有兩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曆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依例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