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常常具有驚人的相似和巧合，當瞿秋白曾說丁玲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時，他們兩人的命運都落入曆史的怪圈。瞿秋白先是受左傾路線排擠，後在福建被捕，在慷慨成仁前寫下了《多餘的話》，以至在死後多年還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到了“文革”竟遭掘屍揚灰的下場。而丁玲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囚居南京三年。到延安後，又因《“三八節”有感》惹下文禍受到責難，1955年被打成“丁陳”反黨分子，1957年再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落難達20餘年。所以當丁玲複出閱讀《多餘的話》時，自然就多了一種別人無法感覺的知音、知己的心緒。她深有同感地說：“正由於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不夠健全，一個同誌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被揪住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過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這樣一個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可以說，對秋白相知之深，沒有人超過丁玲。
丁玲與魯迅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5歲的丁玲在湖南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讀書，開始接受新文學。不過那時她閱讀小說，興趣多在故事情節，悲歡離合，所以對魯迅的短篇小說未能引起注意，甚至對《阿Q正傳》亦漠然處之。
1924年，丁玲至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此刻她的摯友王劍虹在上海病逝，她的心情陷於感傷、苦悶之中，無奈以讀書來撫平那顆沉重的心。他重讀魯迅作品，感受迥然不同了。她覺得，是魯迅指出了使人們身心沉重的正是多災多難的祖國，魯迅解剖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之深刻而細致，無出其右者。於是她開始如饑似渴地四處尋找魯迅的小說與雜文，對魯迅發表在《京報副刊》及《語絲》上的文章一篇也不漏掉。
1926年，當創造社對魯迅發起筆伐圍攻時，丁玲表示深深的不平與同情。當她得知魯迅參加並領導“左聯”工作時，她激動異常。
1930年5月，潘漢年為“左聯”事找到丁玲和胡也頻談話時，丁、胡夫婦異口同聲，參加“左聯”。9月17日晚，“左聯”在荷蘭餐館聚餐慶祝魯迅50華誕，胡也頻出席了。回來後，胡也頻與丁玲備述與魯迅見麵時的情景，丁玲聽後為之欣喜而感動。
1931年榴花盛開季節，在上海北四川路一所小學校裏召開“左聯”工作會議，丁玲首次參加，也是第一次麵見魯迅。給丁玲最深的印象是：魯迅平易得很，與大家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樣。
丁玲第一次到魯迅家拜訪是在1931年7月30日，這天由馮雪峰陪同前往。原委是，丁玲剛剛接手《北鬥》的編輯工作，為插圖之需，需到魯迅那裏索取幾張版畫。向魯迅說明來意後，魯迅熱情地拿出多張版畫，並一一作了介紹，期間特別向丁玲推薦了珂勒惠支的《犧牲》一幅，魯迅還答應為這幅畫寫個說明。這就是刊發於《北鬥》創刊號上的那一幅。
1931年春，魯迅向丁玲索討《水》的單行本。魯迅也將自己的書，包得整齊四方，有角有棱，贈予丁玲。一日晚間，丁玲、魯迅，還有馮雪峰在一起聊天。丁玲坦率地說：“我有脾氣，不好！”魯迅卻說：“有脾氣有什麼不好？人嘛，總應該有點脾氣的。我也是有脾氣的呢！”大家為之首肯。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魯迅與宋慶齡等人多方奔走，全力營救。這迫使國民黨政府不敢承認綁架丁玲是由租界地進行的，更不敢殺人滅口。此外，魯迅又將丁玲近況告訴趙家璧，催其盡早出版丁玲的《母親》，並將丁玲母親的通訊處告知，再三叮囑趙家璧將這筆稿費徑寄丁母之處。
丁玲被捕後，社會上傳言甚多。6月，盛傳丁玲已在南京遇害，魯迅痛惜不已，於6月28日作《悼丁君》詩一首：“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悲慟哀怨之情，溢於詞表。
1933年5月22日，《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申彥俊應約於內山書店拜訪魯迅。當時申氏問：“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您認為誰是無產階級代表作家？”魯迅毫不猶豫地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
1934年，盡管丁玲尚在縲絏之中，魯迅與茅盾共同編選英譯本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時，毅然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與《水》兩篇小說編入集中，交付美國友人伊羅生出版。同時，在魯迅、茅盾合編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中，對丁玲主編的《北鬥》雜誌，依然作了正麵論述，給予了高度評價。
1936年夏，曹靖華受托將丁玲的消息與請求及時報告給魯迅，魯迅再秘密地跟剛從陝北抵滬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聯係，馮雪峰即派張天翼到南京與丁玲具體聯絡，之後，丁玲終於逃出南京，奔向陝北。
然而就在這經由西安而北上途中，丁玲接到魯迅溘然長逝的噩耗。她在無限悲戚與痛悼之下，以“耀高丘”的署名，給許廣平發了唁函，內雲：“無限的難過洶湧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隻能令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傳來的噩耗……這哀慟是屬於我們大眾的，我們隻有拚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