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傳略
丁玲（1904—1986），現代著名作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1918年就讀於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次年轉入長沙周南女子中學。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1923年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1927年開始小說創作。處女作《夢珂》於同年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韋護》。
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5月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轉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在黨的營救下逃離南京，經上海潛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曆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
新中國成立後，丁玲曾任中國文聯委員、全國文協（後改為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副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
1955年和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
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先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一生著作豐富，有些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丁玲的“傲氣”
施蟄存
《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載了一篇《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錄音整理記錄。在這篇談話中，丁玲談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間在上海大學時的一些情況。
其中有一段說：“同學有戴望舒，施蟄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環心等，這些同學對我們很好，我們則有些傲氣。”這寥寥三句話，確是記錄了丁玲在上海大學時的姿態。她不說，我也早就感覺到，不過，在六十年之後，她還自己這樣說，可知她的“傲氣”，即使在當時，也是自覺的。
現在我要給這一段話做一個箋釋，為丁玲傳記作者或文學史家提供一點資料，也為愛談文壇軼事者供應談助。不過，先要交代一下這裏所提到的五個同學。戴望舒和我，因為在一九二八年以後和丁玲還有來往，可以說是丁玲比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帶路而開始到茅盾家裏去走動，但我不記得當時丁玲曾去過茅盾家裏。王秋心、王環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們在上海大學，比我們高一班，他們是二年級，我們和丁玲都是一年級。王氏兄弟都做新詩，我們認識他們時，他們已印出了一本詩集《棠棣之花》，所以他們是上海大學有名的詩人。但他們和丁玲的來往，我們都不知道。他們離上海大學後，就去參加革命，聽說在南昌起義後犧牲了。
在上海大學時，尤其是在青雲路的上海大學，我們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學的關係，僅僅限於同堂聽課，王氏兄弟則連同堂聽課的緣分也沒有。丁玲說：“這些同學待我們很好。”這句話恐怕還是出於禮貌，因為我想不起當時有過什麼“很好”的具體表現。倒是丁玲自己所說“傲氣”，我記得當時是有所體會的。
丁玲的“傲氣”，大約有兩個方麵。第一是女大學生的傲氣。在一九二三年，大學兼收女生，還是一種新事物。北京大學早已向女生開放，上海卻還沒有幾個大學男女兼收。當時男女同學的大學裏，每堂上課，總是男生先進教室，從第三排或第四排課桌坐起，留出最前的兩三排讓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後，女生才魚貫進入教室。她們一般都是向男同學掃描一眼，然後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過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