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過去了，我在奉賢縣文化係統五七幹校裏學習和勞動，在那裏勞動的有好幾個單位的幹部，許多人我都不認識。有一次我給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後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協分會舊址學習，我剛剛在指定的屋子裏坐好，一位年輕姑娘走進來，問我是不是某人，她是從文家的親戚，從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處。她是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我在幹校見過。從文一家平安，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隻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說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背著工宣隊“進行串連”，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經過幾年的改造，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遵守的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複地看，含著眼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多年來家中搬動太大，把你們家的地址遺失了，問別人忌諱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們住處。大致家中變化還不太多。”
五頁信紙寫了不少朋友的近況，最後說：“熟人統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
他還是像在30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隻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我為什麼如此缺乏勇氣？回想起來今天還感到慚愧。盡管我不敢表示自己並未忘記故友，從文卻一直惦記著我。他委托一位親戚來看望，了解我的情況。1974年他來上海，一個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兒進醫院待產，兒子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中冷冷清清，我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沒有拘束，談得很暢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結論”已經下來：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等到這個“結論”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漸恢複，我又忙起來了。多次去北京開會，卻隻到過他家兩次。頭一次他不在家，我見著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裏連寫字桌也沒有，隻放得下一張小茶桌，夫妻二人輪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經搬家，可是房間還是很小，四壁圖書，兩三幀大幅近照，我們坐在當中，兩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個晚上，可是壓在我們背上的包袱已經給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動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們不容易交談，隻好請兆和做翻譯，談了些彼此的近況。
我大約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吧，告別時我高高興興，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麵，我以後就不曾再去北京。當時我感到內疚，暗暗地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來看望他。後來在上海聽說他搬了家，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子裏散步，也曾替他高興過一陣子。
倘使真的和從文見麵，我將對他講些什麼呢？
我還記得兆和說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我多麼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那麼就讓我的心長久燃燒，一直到還清我的欠債。
有什麼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談沈從文（節選）
黃永玉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廟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進行一場簡直像真的廝殺的遊戲，忽然一個孩子告訴我，你們家來了個北京客人！
這個人和祖母圍著火爐膛在矮凳上坐著，輕言細語地說著話，回頭看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