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從文家做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麵了。單是為這個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麵工作：寫稿、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從未聽見他訴苦。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後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淡，隻能說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並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業發展，自己並不曾得到什麼報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發展為今天所謂的爭議，這爭議曾經一度把他趕出文壇，不讓他給寫進文學史。但他還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給他的新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樣地做出出色的成績。我接到從香港寄來的那本關於中國服裝史的大書，一方麵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興奮，一方麵又痛惜自己浪費掉的幾十年的光陰。我想起來了，就是在他那個新家的客廳裏，他對我不止講過一次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後來他在上海對我，對靳以，對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我當時並不同意，不過我相信他是出於好心。
他並不曾擱筆，可是作品寫得少。他過去的作品早已絕版，讀到的人不多。開明書店願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說，他陸續將修訂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遺失，他歎息地告訴我，丟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寫社會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幾冊卻都是關於男女事情的。“這樣別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後一句不是原話，他也不僅說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但主要還是對那種越來越重視金錢、輕視知識的社會風氣。在這一點我倒理解他，我在寫作生涯中挨過的罵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說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並沒有讓人罵死。我也看見他倒了又站起來，一直勤奮地工作。最後他被迫離開了文藝界。
那是l949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後上海解放。6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趙家璧他們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各地來的許多熟人和分別多年的老友，還有更多的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藝戰士。我很感動，我很興奮。
但是從文沒有露麵，他不是大會的代表。我們幾個人到他的家去，見到了他和兆和，他們早已不住在達子營了，不過我現在也說不出他們是不是住在東堂子胡同，因為一晃就是40年。我的記憶模糊了。這幾十年中間我沒有看見他住過寬敞的房屋，最後他得到一個舒適的住處，卻已經疾病纏身，隻能讓人攙扶著在屋裏走走。我至今未見到他這個新居，l985年5月後我就未去過北京。不是我不想去，我越來越舉步艱難了。
“文革”前我最後一次去他家，是在1965年7月，我就要動身去越南采訪。是在晚上，天氣熱，房裏沒有燈光，磚地上鋪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從文說：“三姐生病，我們外麵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裏坐了一會，不知怎樣我們兩個人講話都沒有勁頭，不多久我就告辭走了。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不出一年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頭上那把利劍，正在緩緩地往下墜。
在越南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采訪，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場了。我有種種的罪名，不但我緊張，朋友們也替我緊張。我回到機關參加學習，才知道自己仍在網裏，真是在劫難逃了。進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淵。別人都把我看做罪人，我自己也認為有罪。表現得十分恭順。絕沒有想到這個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會持續l0年。在靈魂受到煎熬的漫漫長夜裏，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裏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於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槌在我的頭上敲打。我哪裏有信仰？我隻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子它又在我腦子裏閃亮一下，然後又熄滅了。我一直沒有從文的消息，也不見人來外調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