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原籍是浙東“上虞”的，這縣名在北方並不如紹興，寧波，溫州等處出名。然在滬上，稍有知識的江浙人士卻多知悉。上虞與蕭山隔江相對，與徐姚、會稽接界，是沿海的一個縣份，舊屬紹興府。所以夏先生是絕無折扣的紹興人。再則此縣早已見於王右軍寫的曹娥碑上，所謂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習小楷的定能記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後有“白馬湖畔”或“寫於白馬湖”之附記？白馬湖風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國十幾年在浙東居住並施教育的所在。——以後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來過著編著及教書生活，直至死時並未離開。他的年紀與周氏兄弟（魯迅與啟明）相仿，但來往並不密切。即在戰前，魯迅先生住於閘北，夏先生的寓處相隔不遠，似是不常見麵，與那位研究生物學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時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雖學說國語隻是紹興口音；其實這也不止他一個人，多數紹興人雖在他處多年，終難減輕故鄉的音調，魯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編著各得半數。他在師範學校，高初級男女中學，教課的時間比教大學時多。惟有北伐後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學曾作過短期的中國文學係主任。他的興趣似以教導中等學生比教大學生來得濃厚，以為自然。所以後來滬上有些大學請他兼課，他往往辭謝，情願以書局的餘閑在較好的中學教課幾點。他不是熱鬧場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卻非乖俗不近人情。傲誇自然毫無，對人太溫藹了，有時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煩。他的學生不少，青年後進求他改文字，謀清苦職業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意願，卻總以溫言慰安，絕無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為青年們愁慮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飲酒也能食肉，並非宗教的純正信徒，然而他與佛教卻從四十左右發生較為親密的關係。在上海，那個規模較大事業亦多的佛教團體，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來的朋友，與幾位知名的“大師”也多認識。——這是一般讀夏先生文章譯書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與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師，從少年期即為契交。直至這位大徹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華少年藝術家，青年教師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後，並沒因為“清”、“俗”而斷友誼。在白馬湖，在上海，弘一法師有時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這在戒律精嚴的他是極少的例外。抗戰後幾年，弘一法師避地閩南，講經修誦，雖然郵遞遲緩，然一兩個月總有一二封信寄與夏先生。他們的性行迥異，然卻無礙為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與弘一法師不無關係。不過，他不勸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處傳播教義，獨求心之所安，並不妨礙世事。
他對於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托深遠，清澹衝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穀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於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著作一樣。稱讚那些傑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於分析不長於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為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於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於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讚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係，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