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對於著作並不像那些規文章為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為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布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為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於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啟發上麵。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為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並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著作，直至現在，為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著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鬆，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了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為佳。
夏先生對此二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當他二位合選《國文百八課》，也正是他們結為兒女親家的時候。夏先生的小姐與葉先生的大兒子，都在十五六歲，經兩家家長樂意，命訂婚約。夏先生即在當時聲明以《國文百八課》版後自己分得的版稅一概給他的小姐作為嫁資。於是，以後這本書的版稅並非分於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
此外，便是那本風行一時至今仍為小學後期，初中學生喜愛讀物之一的《愛的教育》。這本由日文重譯的意大利的文學教育名著，在譯者動筆時也想不到竟能銷行得那樣多，那樣引起少年的興味。但就版稅收入上說，譯者獲得數目頗為不少。我知道這個譯本從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來各書局出版白話所譯西洋文學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銷得多。
戰前創辦了四年多的《中學生》雜誌，他服勞最多。名義上編輯四位，由於年齡，經驗，實際上夏先生便似總其成者。《中學生》的材料，編法，不但是國內唯一良佳的學生期刊，且是一般的青年與壯年人嗜讀的好雜誌。知識的增益，文字的優美，取材的精審，定價的低廉，出版的準期，都是它特具的優點。夏先生從初創起便是編輯中的一位要員。
浙東人尤以紹興一帶的人勤樸治生，與浙西的杭、嘉、湖浮華地帶迥不相同。夏先生雖以“老日本留學生”，住在“洋場”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從未穿過一次西裝，從未穿過略像“時式”的衣服。除在夏天還穿穿舊作的熟羅衫褲，白絹長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難得不罩布長衫穿身絲呢類麵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藍色布罩袍，中國老式鞋子。到書店去，除卻搭電車外，輕易連人力車都不坐。至於吃，更不講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飯前總要吃幾碗的，但下酒之物不過菜蔬，腐幹，煮蠶豆，花生之類。太平洋戰爭起後上海以偽幣充斥物價騰高，不但下酒的簡單肴品不多製辦，就是酒也自然減少。夏先生原本甚儉，在那個時期，他的物質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節約，可想而知。記得二十八年春間，那時一石白米大概還合法幣三十幾元，比之抗戰那年已上漲三分之二。“洋場”雖尚在英美的駐軍與雇傭的巡捕統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卻時時趁空伸入，幸而還有若幹文化團體明地暗裏在支持著抗敵的精神。有一次，我約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紹興酒店中吃酒，預備花六七元。（除幾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樣雞肉類。）他與那家酒店較熟，一進門到二樓上，撿張方桌坐下，便作主人發令，隻要發芽豆一盤，花生半斤，茶幹幾片。
“滿好滿好！末事貴得弗像樣子，吃老酒便是福氣，弗要拉你多花銅鈿。”